西藏壹两 银饼考析

耿耿情怀

香港拍卖周告一段落，得闲又见旧帖，转眼一年感触颇多。 此文写与2014年9月，得首席论坛之机缘促成此文并已发表，时逢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日，首次网发拙文一篇，也算兑现当时的一个小承诺。感谢各藏家交流特别是施先生的无私分享，欢迎更多探讨指正。

耿耿情怀

       晚清至民国初，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收藏高峰，并带动了其后的钱币收藏热潮。同时，一些带有西藏题材的臆造币也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康熙宝藏壹两、康熙宝藏半两、乾隆宝藏壹两、乾隆宝藏宝塔图、乾隆头像、慈禧头像、班禅头像等一系列臆造币，且金、银、铜均有。当世藏家与币商纷纷猎奇购之以观其容，并延续后世。“西藏壹两”银饼，亦为诸多臆造币中的一种。
      2013年秋，香港SPINK拍卖会专场，其中一枚“西藏壹两”银饼（图一），以13万港币成交，其拍品描述为：“中国西藏，铸者不，一两，重36.21克，无纪年铭文为西藏壹两（耿爱德441），极其漂亮稀有”相比其描述中的“Anonymous”（匿名，即铸者不详），同场其他一些西藏银币，却明确标注为“fantasy”（臆造），从拍品描述和最终成交价来看，显然此币未按一枚臆造品的历史价值来衡量竞拍。
      这也无怪，其描述中引用的(Kann441)，即著名美籍中国钱币专家——耿爱德所著，《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一书中所刊此品种。这本1954年出版，迄今为止，仍为中国近代货币经典著作及重要参考文献的书中，对其记载如下：（约）1908年 西藏银饼壹两（无纪年）。直径30毫米；厚5毫米；重37.4克；光边。正面：中心一极小圆点。环绕4个汉字，标示“官炉局铸” 还有我们常见的铭文：“光绪元宝”，代表光绪（朝）有价值的钱币。接近边缘有2圈圆环，在圆环之间有48颗珠圈。背面：中心一极小圆点，环绕4个汉字“西藏壹两”，意指：西藏，一两。靠近边缘处，有2条线形环绕，有同样的48颗珠圈在它们之间。
      可见，耿氏在著作中未明确将其划为臆造品。作为较早较全面研究近代中货币的外籍专家，耿氏对钱币品种涉猎之广以及实物藏品之丰，令人感佩。但受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信息环境，完成如此庞大体系已属不易，稍有纰漏在所难免，且耿氏虽在中国数十年，仍不精通中文，更不用说藏文了。如著作中记述藏历13绕回44年的三枚藏币 ，通过其描述与图录编号进行对照，发现币面用藏文实际标明的是藏历13绕廻46年的西藏“久松西竹”（藏语音译）薄片银钱，且另两枚属于后期改版再铸品，这充分说明了，耿氏在面对某些类别钱币时，更像是个忠实的记录者，而不单是鉴定者。其在著作中也曾感言：“书中刊登的一些仿品插图显然有看似矛盾的方面，但在慎重思考后，还是决定这样做。为了将真实的一面通过这种创新形式（以客观描述配合图录）呈现出来，这样做也是真诚的出于对收藏者和研究者利益的考虑。”确实，通过其著作中细致描述和实物图录对照，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考证留下了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
      而今，吾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尊重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更应裨补缺漏，严谨探究和完善其论证体系。上海市钱币学会的钱屿先生，在对耿氏《中国币图说汇考》中文译本“译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说的好：“在耿爱德先生收藏和研究中国近代机制币的那个历史阶段，他已有意识对所接触的伪品做了初步的分类，并在史上首次采用图录的形式加以记载……幸莫大焉，……时过半个多世纪，随着知情人的凋零，许多“老假”已登堂入室成为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座上客、高端拍卖会的宠儿。因此，仔细阅读本著作，对辨别真伪能力的提高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百密一疏，在本书内容中仍掺杂少量伪品。有些伪品已得到公认，而有的还存在学术争议。希望读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够留意和辨别。”
据说耿氏在1949离开中国前，曾对包括“西藏壹两”银饼在内的部分钱币也有所质疑，并请教过当时国内一些钱币专家，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未做进一步考证，由于品种特殊，其依然带有记叙性的收入在其1954年出版的著作内。而后人关于此币，常以此著作为引文，这也使得此币的性质和耿氏的初衷一直被有所误解。
      时至1959年，台湾李东园先生编著的《西藏邮币考》出版，在书中首次明确论及此币系臆造，且立论鲜明直述观点，从学术角度来看，可谓不拘一格一针见血，实为难能可贵。由于当时此书被内地作为禁书，又因西藏钱币和邮品历来在收藏中，属于相对较冷门品种，故未得到更多的藏家学者的关注。      至1987年，由肖怀远先生编著的《西藏地方货币史》出版，此书是国内较早全面系统性研究西藏地方货币金融的著作，书中对一些珍惜史料和零散资料做了汇总和说明，对以往著作文献中某些错误观点进行了客观系统的分析和修正，书中第六章，小标题为“和平解放前在藏流通的主要货币——伪币和臆造币——伪币防范方法”中，按币面所铸时间顺序，图文并茂的对一些西藏臆造币进行了归类，“西藏壹两”亦在其中。“光绪元宝西藏壹两银币，币面没有藏文，比“宝藏”银币厚。”书中所载币图6-37即为耿爱德书中同一枚币，同时，著作中还丰富了不少货币金融研究新资料，其获得全国民族经济学优秀论著奖，可谓实至名归。
笔者多年来有幸陆续收集到不少宝贵文献资料和原版书籍，结合自身收藏经验，继续从以下几点进一步论证其臆造本质：
      1. 从藏地贸易习俗和使用习惯来看，和诸多地区一样，藏民族也是从早期以物易物，较原始的农牧交换方式，逐渐发展过渡到以金银等贵金属为货币单位的贸易交换形式的。16世纪中叶，今尼泊尔地区一些土邦王国所铸造的银钱，逐渐流入西藏，至1640年后，随着与周边贸易往来增多，在实际交易中大量使用一种统称为“摩哈”（Mohar）的银钱（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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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西藏尚未自铸货币，在实际交易中亦存在找零困难，以至运用多种不同切割方式以求找零使用，（图三） 但相比每次都需要称重验色的银锭、碎银而言，其单枚银钱规格统一，重量比价固定，携带方便，所以在往来贸易中有较好的市场需求。
      18世纪中叶，由于廓尔克切断了附近几个土邦国家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商道，商旅骤减，使得原来在贸易往来中，使用的各土邦国家的银钱变得稀缺，以至市面上银贱钱贵，银钱兑换流通不畅，严重影响了地区贸易。无奈之下，西藏地区分别于乾隆二十八年、二十九年铸银钱以求缓解。后乾隆五十年又铸过一次。两次自铸银钱都属于临时性质，铸币时间短，数量有限，实为权宜之计。而值得注意的是：两次非正式铸造的银钱都是一钱五分形制。1769年，廓尔喀战胜各土邦国家，统一了尼泊尔全境。越来越多的纹银继续输出至廓尔喀，铸成银钱后再往来贸易使用，如此的交易方式共持续了二个多世纪。“卫藏地方向系由廓尔喀铸造番钱，运来行使，仍兑换银两运回” 。
由于廓尔克在银钱铸造过程中不断掺铜，引发银钱贸易纠纷，其非但不思悔改还多次借机入侵藏地，引起清政府及西藏人民的强烈愤慨。乾隆帝钦命福康安将军率军，于乾隆五十七年平定了廓尔克。同年，在拉萨设宝藏局，销毁廓尔克旧钱，自铸新银钱，进行了一系列重要改革。“廓尔喀钱文，概行销作银两，一律使用官钱”。考虑到银钱贸易使用习惯已久，参考“摩哈”形制，铸造纯银宝藏银钱，有一钱五分、一钱、五分三种。（另有少量七分五形制存世，亦可能为一钱样币减重一种）如此，一则便于顺利过渡和流通，二则能进一步替换低劣的廓尔克旧钱。
新币发行后，成色颇佳，商民乐用，只是其中的一钱五分银钱（重约5.5克）因看似和一钱（重约3.7克）差不多样式，但按规定一两银子只能兑换到六枚。又因首次铸造币面带有皇帝年号的银钱，商民有所顾忌，不敢随意分割，使得小额贸易找零十分不便，终至市场流通不畅。见乾隆五十八年九月工部尚书和琳、副都统成德奏折：“下余无知，不论银之成色高低，单论钱之兑换多寡。自去年迄今，搀铜旧钱与新铸之一钱重及五分重者，畅行无滞。惟一钱五分重新钱，因换六元之故，竟觉停积。”“试令监造银钱局员，暂将一钱五分重银钱停铸。”“嗣后毋庸再铸一钱五分重银钱……”
      可见，藏地几个世纪以来，长期习惯使用一钱五分等形制的薄片银钱，清朝统治者在自铸新币时也充分考虑到这点。只是小额辅币长期无法得到满足，而西藏剪切银钱的历史早在尼泊尔代铸币时期的1689年便已出现，一直延续到西藏和平解放。此外，西藏地区一直还有将青稞、盐巴、酥油、茶叶等实物充当辅币功能使用的习俗。“若易贸碎小之物，以蒙子哈达、茶叶、酥油易换。”
这就难怪新钱中的一钱五分银钱，终因流通不畅，第二年便停铸，其后每年铸币均以一钱为主。而相比高面值重量的“西藏壹两”银饼，与西藏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贸易习俗严重不符，与藏地银钱实际使用习惯相脱离。
       2.从西藏铸币历史和工艺发展来看，乾隆五十六年谕:“我国家中外一统，同轨同文，官铸制钱通行无滞，区区藏地，何必转用外番币货。况伊将所铸之钱易回银两，又复搀铜铸钱向藏内交易，源源换给，是卫藏银两转被廓尔喀逐渐易换，尤属不成事体。… …莫若于西藏地方照内地之例，安设炉座，拨派官匠，即在彼鼓铸。驻藏大臣督同员役监制经理，自可不虞缺乏。”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奉旨在西藏地区筹建铸币局自铸官钱，统协相关事宜。参照其他各省设铸币局的命名方式，设立“宝藏局”，同时设计钱模样币呈送御览，正面为“乾隆宝藏”四字，背面铸“宝藏”二字，正反面均为藏文。
     乾隆帝阅后认为不符合之前“同文同规”的要求，改铸正面汉字“乾隆宝藏”四字，背面为相同意思的藏文。并于乾隆五十八年正式铸造发行，同时颁布《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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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清政府对藏地铸币事宜十分重视。法度严谨有章可。皇帝亲自御览，详究钱文细节，钦命驻藏大臣直接负责管理，特设的“宝藏局”等同各省铸币局，更是直属中央监管，不会轻易由外省涉足，更不会如“西藏壹两”银饼这般，所镌“官炉局铸”字样于币上，实为怪异。
此外，随着西藏地方铸币历史的发展，其铸币工艺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人力手工打制阶段（1791-1909年）、半人力、半机械化铸币阶段（1909-1928年）、电力机械化铸币阶段（1929-1954年）。这都与历史进程和技术发展紧密相关。从目前已知实物银币，再结合文献史料来看，西藏地区铸造的一两形制银币，基本集中始于宣统元年（1909年），即是以人力、水力为主要动力的半机械化铸币阶段的初始年，且不少币都带有试铸性质。在使用了水力机械铸币机器后，生产力得到较大的提升和发展，这正符合铸造大型银币胚饼、模具、压力等主要铸币工艺的客观需要。
所以，标示“光绪”朝铸造的“西藏壹两”银饼，有悖钱法规范，有悖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且铸造如此无缘由、非常规的银饼，竟无任何史料记载，实不可信也。
      3.从西藏地区的地理特点来看，西藏历来地广人稀，路途艰难，清中央政府考虑西藏不产铜，如从云南采购，运输艰难，为从根本上解决西藏的钱制问题，故特许设立宝藏局自铸银钱。 “若设炉鼓铸宝藏钱文，铜斤必须运自滇省，而滇铜开采日久，近来矿苗渐欠旺盛，仅敷京局及各省采办，恐难冀供西藏鼓铸。自滇至藏，一路崇山峻岭，不能水运，脚价实属不资。计算采买铜价，并柴炭人工脚价等项，较之内地加至数十倍，……番民习使银钱，骤难更易。即内地铜钱，亦只行至打箭炉而止。自打箭炉直至拉哩，全系使用碎银。”
可见，宝藏局所铸几种形制的薄片银钱，符合藏地矿产资源、人力物力、地域环境等实际情况，而如“西藏壹两”这般单枚厚度都在5-6毫米以上的银饼，不仅携带不便，更难分割兑换，与藏地商民的贸易生活和使用习惯相脱离，与藏地铸币形制不符，断无可能出自“宝藏局”。而观其整体样式风格和钱文排版，倒与“湖南官钱局造”（1906年）系列银饼(图六)极为相像。        西藏壹两”币面也明确镌有“官炉局铸”字样，会否当时由湖南地区试铸或代铸呢？笔者认为绝无可能。
对此，李东园先生在其书中，早已明确指出：“其后虽见西目载有“西藏壹两”银饼一种，面篆“光绪元宝”中央镌有“官炉局铸”字样，字体呆板，此制与西藏行用之币制不合，征为好事者仿湖南官钱局银饼样式，铸之以示好奇者，无足采也。”诚然，从已知西藏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和矿产资源，其往来运输之艰难，人工脚价之昂贵，从上文《卫藏通志》所载乾隆年间奏章已有细述。至光绪朝，国力每况愈下，而远隔藏、川、滇、贵诸省，与体制不符，与运输不便，与财权不明，与政务不畅，何苦图之？且铸币兹事体大，未上奏朝廷户部，亦未见任何往来公文，竟可随意横跨几省而为之？实自欺也！倒是臆造者很有可能借鉴了“湖南官钱局造，省平足纹壹两”系列银饼的纹样和钱文设计。
此外，我们再来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抵制英属印度殖民地“卢比”银币大量侵入，对川藏及周边地区的金融秩序和经济利益造成重大冲击，在打箭炉(康定)铸造了极少的西藏“炉关币”。其正面为汉字“炉关 交铸 足”，背面为藏文，形制和“卢比”相当。（图七），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西藏壹两”汉字的钱文风格、形制排版，与其所处的朝代风格、地域特征均相去甚远，显得突兀怪异毫无章法。
       4.从西藏制币规格和银两衡制来看，西藏极少铸造一两银币。直至宣统元年（1909年），地方政府在拉萨北郊扎什建立造币厂，以水为动力带动机器，铸造了极少的“宣统桑康果木”和“师图桑康果木” （“桑康果木”音译，即“一两银元”）一两形制的银币，其直径35毫米左右，普遍重18-20克左右。相比之下， “西藏壹两”直径30 毫米左右，重36-37克左右。重量近乎超出一倍。显然，臆造者对清朝中央银两衡制与西藏地区的特殊关系还不够了解。
清朝政府使用的衡制最主要的为“库平制”（或称“库平两制”），一库平两合公制37.3克，单位有两、钱、厘；西藏地区自乾隆时期宝藏局正式铸造银钱以来，银两衡制基本与中央保持统一，“每圆仍重一钱五分，纹银一两，只换银钱六圆。是银钱计重九钱。易银一两。以多出一钱。作为铸钱工本。并另铸一钱之银钱一种。每两易换九圆。五分之银钱一种。每两易换十八圆。均有一钱之余胜。成色既无高下之殊。”“嗣后嘉庆道光年间，亦按此式鼓铸，每圆番平一钱五分，合内地库平一钱正，以十圆为一两，通行藏卫。”笔者根据6枚一钱五分银钱； 9枚一钱银钱；18枚五分银钱；各可兑换纹银一两，并各多出一钱作为铸造工费。通过简单换算可知，一钱五分银钱(约5.5克)X6枚+1钱（约3.7克）工费，约合36.7克。用同样方式可得出：9枚1钱银钱加1钱工费，约合37克，18枚5分银钱加1钱工费，约合36.1克，基本都与中央衡制的37.3克相当。
其后的嘉庆道光年间亦有延续，自道光十六年后,不见流通之西藏鼓铸年号银钱。除却外因，主要内因之一是银价的波动，工费损耗有利可图，而藏币一直又存在减重现象，且纯度也有下降。
      到了光绪朝后期，银钱兑换弊端突出，藏地番银与汉银兑换率约为3:2。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三日，驻藏大臣裕钢摺：“自上年藏中银价徒低，市间以藏钱七八元即可购银一两”至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二十九日，《有泰驻藏日记》又载：“番银四两合内地银二两四钱。”按驻藏大臣有泰的记述，番银与汉银兑换率进一步下降，相当于每两约合内地银六钱。根据中央银两衡制37.3克六折计约22克左右，这与前文所述宣统元年极少铸造的二种一两形制的“宣统桑康果木”、“师图桑康果木”银币，普遍重量在18-20克左右的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充分证明了藏地银两衡制与藏币计重的微妙关系。
而据耿氏书中所载，“西藏壹两”重约37.4克，其甚至超过中央规定衡制37.3克，显然臆造者知其一不知其二，违背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实际情况，想当然的参照中央一两的库平重量来臆造了。
       5.从西藏钱币币面文字来看，清朝是满族统治时期，西藏当地众多官员历来并不精通满文，汉文尤甚。此现象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询问当年的支藏干部可能体会更深。而当时大部分的普通民众，辨识汉字就愈加困难了。
光绪朝晚期驻藏大臣联豫，曾在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奏折中，详细向皇帝陈述了藏地的一些突出问题和急需办理事宜，其中第一条便称：“一拟设立初级小学堂二所。查西藏文字数千年来，不通中国，仅译注经典而已。”由此可见一斑。
笔者在仅有半面汉字的宝藏银钱上，时常发现有将汉字书写错误的现象，且属于官方打制模具错误，比如相同朝代，相同年份，相同的一个“藏”字，就会出现多种写法。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些书写组合甚至还不能称为“汉字”。（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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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 所能见到的所有实物藏币和文献图录中，无论样币或流通币，大部分正反面均为藏文，（图九）半面汉字半面藏文的较少见，另有极少同时带有满、汉、藏文的珍稀银钱。
      而如“西藏壹两”银饼这般，正反面全部为汉字，无任何藏文或满文，币面直接标示铸造局名称的西藏钱币，（注意，还不是西藏地区的铸币局——“宝藏局”）实在是绝无仅有，且完全没有了在西藏地区使用或流通的意义。此外，“XX元宝”的这种钱文描述，同样不符合藏地铸币惯例和常识。
      6.从光绪朝后期历史背景和时间节点来看，晚清政局动荡，内忧外患风雨飘摇，西方列强长期觊觎西藏地区，并多次入侵藏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英军再次武力入侵西藏，（图十）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英军占领拉萨，九月逼迫清政府签订《拉萨条约》，给西藏地区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痛和灾难。清政府此时已是四面楚歌无暇兼顾，而驻藏大臣的选拔和任用方式也早已不同从前，其实际权力大大削弱。如《张荫堂驻藏卷稿跋》中所述：“乾嘉之时，尚有和琳、松筠辈恩威并用，藏政绥和。自道咸以后，渐为失势满人之转缺，进藏者鲜有贤能之辈。”而朝廷饷银运至藏地，经过一路损耗兑换，实际折价率巨大，使得原本不富裕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驻藏大臣联豫在“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摺”中奏到：“一藏中银钱，仍宜规复旧制，派员监造也。详查乾隆五十八年，经前大学士福康安奏准藏中所行之银钱，派员监造使用……嗣后嘉庆道光年间，亦按此式鼓铸……不知自何年停铸。现在所行用者，则均系商上所铸，并无我朝国号。又，“嗣后每年应解前藏之饷若干，靖西之饷若干，尽数仍解纹银到藏之后，由奴才派员监造。照从前式样，正面铸光绪宝藏，背面用唐古忒文字，以期利用。”
由此可知，至光绪三十二年年底，朝廷在藏地并无铸造过带有光绪年号的西藏银钱，而作为驻藏大臣的联豫，深知藏地银钱兑换流通积弊，所以详查旧制，请旨皇帝仿效自乾隆时期钱法旧制，将饷银铸造成带光绪年号银钱以供流通。而此处的旧制，显然是铸造一钱和五分的宝藏薄片银币，即便铸造，亦无铸造一两形制的可能。另见《西藏邮币考》载，“吾人观察清末七朝，自乾隆以至宣统，历代西藏银币，其咸丰、同治与光绪藏宝年号未见，既有所见，亦多为好事者仿铸之品，不足登载史籍。”
      可见，此奏章在光绪朝晚期多事之秋，之后不久宣统继位，虽已请旨上奏，又委派藏事大臣张荫堂调查，诸多因素终未办成此事。“嘉庆、道光年间，曾分别改铸“嘉庆宝藏”和“道光宝藏”。清末还计划铸造“光绪宝藏”未成。”所以宣统二年，联豫在奏章“进呈试铸银铜圆式样并拟扩充办法折”中，提及了光绪三十三年铸币机器未及时解到藏地等原因，及已铸造宣统宝藏银钱及铜币样币进呈御览。
      至始至终，光绪朝在西藏地区，从未正式铸造过带有汉字皇帝年号的一两形制银饼（币）。
综上所诉，此币诸多方面均不符合藏币特点和藏地习俗，并非光绪年间官方铸造，纯属民间臆造。按照耿氏1949年回国，1954年英文版《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Chinese Coins》（中国币图说汇考）问世，书中所载大量实物均为其个人藏品。笔者大致反推此臆造品制作的下限时间为1949年，抑或是1954年。通过分析实物及拓印的风格样式、包浆色泽，以及比对其他一些近代臆造币，进一步推断其大致制作年代为民国中期。
特定历史下的老臆造品风格独特，存世量也不多，本也可作为主币外的趣味品收藏，其历史价值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既为臆造品，如将其作为钱币中的“珍品”来收藏，那便是一叶障目、本末倒置了。
至此，对于一枚老臆造币的考究和断代基本告一段落，笔者本无兴趣深究其具体系何人所为。然机缘巧合，近日在与原上海博物馆资深研究员施新彪先生的交流中，了解到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且相关背景与大致年代相符，感谢施先生的无私分享，以及提供马定祥先生当时的原拓留存，（图十一）对此品种的“始作俑者”可作为一定的参考佐证。
特载于此，以飨同好。（以下为施先生叙述原文）：
“上世纪40年代，杨成麒到四川成都收购钱币，一天晚上，在仔细整理白天的收获时，发现其中有一枚“光绪元宝西藏壹两”银饼感觉不对，由于耗费不低，所以就在第二天马上去找成都的同行好友肖永泉，想听听他的看法。出于良好私交，肖永泉便私下里向杨成麒透露了有关此币及一些情况：此币系成都币商谭子筠的臆造伪品。谭子筠伪作品的题材大多与藏币有关，他自己没有造币机械，造伪合作者，一为当地银楼，另为成都造币厂内部职员。银楼的制作工艺是手工土模打造，所出伪品除这枚“光绪元宝西藏壹两”币外，还有一些西藏薄片银币。与造币厂串通造伪的伪品，系利用造币厂专业造币机器铸造，其出品有一元型光绪像卢比、一元型慈禧像卢比等。由于谭子筠是同地同行的关系，所以肖永泉在透露情况的同时，要求杨成麒不要对外界声张。杨成麒在了解情况后，当天就对这枚“光绪元宝西藏一两”作退货处理，但对此币的真相，长期守口如瓶。直到在上海博物馆整理藏品中，再次遇到一枚同类币时才道出了上述陈年旧事，并据而将其从正式藏品中剔除，归入伪品类的参考品。另外，马定祥在与杨成麒讨论这类币时说，他早就对这此币产生怀疑，其文字呆板，制作别扭，通体散发伪品气息。只是没有切实证据而只能心中存疑，所以在1949年应邀对耿爱德藏品作全面鉴定时，未对耿氏所藏一品作明确判定。”

亚高

下了真功夫，粗看了一遍，标注一下，慢慢细看。

沁园

下载下来慢慢读细细品味。

齐天大圣

真是好文章,很长,内容很细致,慢慢看,楼主辛苦了

黑色幽默

分析的很透彻，对于西藏银饼有啦新的认识

MrLingyanZhao

功夫知识帖······感谢分享！

亚高

终于看完，看得好累，当然写作更累，向耿兄致敬！总体西藏壹两的个人判断，与耿兄及施老师无异。前阵看罗德斯旧藏及著作，对西藏系列的钱币，又有更多的体会和领悟，这一块一直是相对空白的地段，希望有更多川藏钱币同好带着前行。

水叮咚

学术意味很浓的解说，个中逻辑关系一下很难厘清，建议重新编辑简略，楼主辛苦！
30豪米37克那是相当厚的，我经手过42豪米33.6克，含银量很高的西藏一两，有官方铸造的风格。个人一直认为，面值明确就不应该归为“臆造”，有面值的话官方造的可能性会大点，只不过边远地区小范围行用而且时间较短才造成资料缺失而已。想想谁会冒杀头之罪去在币面上添上“官炉局铸”？胆大包天...天啊！由此，顺着西藏“官炉局”这条线索，兴许能得到点有用甚至明确的答案。

耿耿情怀

昨第一次发帖，许多功能还用不好，感谢亚高兄加精，今特将字体图文稍作调整，至少视觉上看起来别那么累。
藏币在国内算冷门品种，但同时又是难得的瑰宝之地。此文有意写得较为“絮叨”，为了尽可能提供解说之后的讯息脉络，细心者顺其出处查阅后反观解说会更有心得。其中信息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看得累很正常，如对藏币一点基本内功都无，那将不仅是累看完依然云里雾里。
国外学者研究藏币早于国内数十年，时至今日一路走来依然错误百出，如耿爱德先生对西藏早期货币时间节点的判定与载图几近全军覆没，对一些藏文的错误识读是更低级的错误，凡此种种却不影响吾辈对前人原始文献论点的敬仰与感恩，正如在本论坛这样的机缘这样的碰撞亦是件愉悦的事呢

金枪鱼123

研究的非常深入，学习了

错加错

拜读中，好文，收藏了

亚高

西藏币现在的爱好者已经非常不少了，尤其是很多30岁左右的年轻人，应该是藏传文化的东西吸引了大家

smingd

需要下工夫学习，谢谢。

karakoram

好文好文. 这样的考据是要加精的. 有理有据, 有实物有拓模有史实. 这个西藏一两的研究是到位了. 西藏币其实细究乐趣不亚于北洋江南这样的热门品种. 奈何数量本身实在是太少, 资料不全. 涉足人数还是不多.

熊太乐

“师图桑康果木” ——狮图桑康果木

亚高

重温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