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尚正 于 2014-8-31 14:41 编辑
也许是我表述上的问题；也许是个别人阅读粗略的原因，以致是我本文“听说”两字被曲解了。 “听说”两字我一直是打双引号的，它是从buro先生的发言中引用而来的。buro先生的“听说”两字，其实是对我文中相关表述的的一种概括： “对一些可疑对象，进行来源出处的查探，顺藤摸瓜，力求得到最切实的判定依据。”由于当时传递及记录手段的局限，探询调查的结果，只能以口头资讯形式来完成。“所谓口头资讯，无外乎知情人的间接透露，及当事者的直接告知。”从我了解及记录的情况而言，“现在已被藏界普遍认知的钱币伪品（包括仿造的和臆造的），其最终被确定，大凡是靠老一辈钱币专家经过长年累月艰辛探询而来的出处作为依据。”……“这虽是历史的无奈，但却具有相对而言的可靠性。” 这一表述，我在其他文章中（包括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也出现过。我不在意被质疑或鄙视为“非学术范畴”，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 我引用buro先生的“听说”两字，是为了行文的需要，并不代表我认可其中的曲解和贬义。 任何文物的辨伪鉴定，初始必然是怀疑。怀疑不能成为结论，所以之后必须要去求证。由于中国近代机铸币的客观状况局限，这种求证，大部分是，既不能仅限于对鉴定对象的审视，也不能求助于史料档案的支持。为求无可质疑，所以只好将求证手段选择为对伪品源出者的查实与探询。在此，我插句题外话：自然，无论是当时及后来，这里面都须以诚信为基础。我没有依据去怀疑前辈们的诚信，所以我确信无疑。我只不过想将其中还具有现实价值的部分拿出来分享。我无意强求别人都和我一样，但我不能接受对应受尊敬者的不恭。其实，去世已数十年的他们，根本预知不到他们的鉴定研究成果会伤及谁的利益，所以迁怒于他们实在没道理。 当然，对于感觉可疑的对象，用查证手段，事实上做不到全部。所以，有一部分是凭对已知伪品研究中所积累的经验，在制作风格、图文气韵等方面得出定伪依据。虽然这具有技术色彩，但很容易引起争议。因为人的经验与感官有个性的差异。上海博物馆的正式藏品中也有几件马定祥与杨成麒两老的争议品，因双方都说服不了对方，最终借用“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经学术会议裁定，还是编入正式藏品。但民间收藏的现实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之间发生争议，基本上等于判了被争议者的“死刑”。所以旧时的钱币专家，更注重切实依据的搜寻，而不轻易地说出个人感觉。不知道他们是出于责任心或好奇心，对于伪品源出者的查实，一直进行到“文革”之前。即使是对一些已经取得共识的伪品，他们还是致力于弄清究竟出自谁手。对此，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严谨。 还有，在中国近代铸币辨伪上，确也有依托史料考证的案例，虽然很学术、很华丽、很高档，但恕我孤陋寡闻，以我之见，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其结果无非是真正内行者的笑料。我以前也有过尝试，现在想想真是幼稚。 上述这些，都是抽象的文字，可能不易理解，所以还会有可能产生误解。我不希望是有人故意对我曲解，所以我很想在手头上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完成后，结合图片与实例，对此再作另行解释。 最后我再次引用一下耿爱德先生的一句话作为我这段解释的结束：“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已看法的权利，而我的看法倾向于给那些不怀疑我真诚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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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8-29 12: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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