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buro先生疑问的几点回应

尚正

    前一时期，我在本网发了两篇小文，引来了buro先生的质疑。本来，对于某些钱币真伪鉴定上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展开讨论也应当。但问题是，buro先生的讨论，偏离了学术范畴，除了一些缺乏专业常识的表述外，主要是以贬损对立方作为论说依据，以此反衬自己的优势地位。这是一种不良的学术争鸣方式，非但无助于研究深入，而且还会把单纯的学术问题，引入恶意攻击，发泄私怨的歧途，并最终对钱币集藏与研究的健康发展造成危害。这一点应引起大家的重视，引以为戒。

    由于buro先生的某些疑问，涉及了对历史客观和专业常识的违背，容易对人产生误导。因此，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想有必要以认真的态度来加以回应。 为便于理解，我先选取buro先生部分发言如下：

（引文一）：“ 確實是這樣,想當年馬定祥也是先認為破版簡寫厘二角為真,後因聽楊成麒的"聽說"始覺得有異.試想擁有此幣的藏家有李偉先,施嘉幹與E. Kann. 三人均是浸淫泉海,竟一世之功的大藏家,單憑楊一介幣商的個人打聽,就推翻老上海的三大藏家的眼力,確實有些薄弱.”                                                                    

（引文二）：“我們都要尊重前人的研究與知識,但不代表前人的資料與筆記就百分百沒有錯誤,除非是官方文獻或史載記錄,我輩均需與當世者就幣論幣,研究辯證,才得以發表,否則一家之言,欲蔽天下,實令人遺憾.”

（引文三）：對於很多初涉之人,這些臆造拓片也許值得喝采,但細讀其文字對西藏壹兩的論證僅憑"楊"聽"肖"說"譚"所製造，而這些譚所偽造的藏幣,無需這次尚正先生的文章,其實Kann, Goodman 及Nicholas Rhodes均有所記載,但獨獨將西藏壹兩列入真品.

1.這三大藏家之見定不及馬,楊二人?

2.是否肖一竿子打翻所有,將未見之品的西藏壹兩列入?
3.鑽研西藏幣與尼泊爾藏片五十年的Nicholas,對同一時期所謂"譚"的偽造藏幣均能一一分辨, 唯獨看漏了西藏壹兩?

（引文四）：“回覆此帖只為多一個聲音,論壇的價值是廣納百言,何以一發聲就被冠上"為質疑而質疑"?擁有此幣的Kann, Goodman, Nochloas,的藏家終其一生信之惜之,並留書著作共享於世,相信"聽說"的幣商楊成麒馬上退貨以保資本.並且留下拓片,三緘其口,留用何意?.這不就是活脫幣商與藏家之大不同.兩種對比身份造成兩個不同的結局.”

   

尚正

    很显然，buro先生讨论问题的着力点，不是学术依据与思辨，而是罔顾事实地任意褒贬，对有利于自己主张的一方，妄加抬举，直至顶礼膜拜；对不利于自己利益的一方，肆意贬损，直至令人不齿。之外，散乱无序的表述，也给人们在理解上造成麻烦。恕我愚钝，我大致归纳出这样三个宏观方面的问题，即：定伪依据口头求证的方式是否取？鉴定依据口头传承的方式是否足信？钱币大藏家与杰出钱币专家相比较，辨伪能力孰强孰弱？下面我就这三方面问题展开阐述，至于具体到某一个币的疑问，我再另行撰文回应。

               

一，定伪依据口头求证的方式是否足取？

        从Buro先生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向知情者或当事人以口头求证的方式来获取定伪依据，这方法不可取，也不足为凭，应该是“官方文献或史载记录”才可靠。对此我说：这想法，虽理想，但肤浅，是对中国近代铸币史与收藏史知识储备不足的反映。

       中国近代铸币，发行分散，造币机构兴废频繁，流通于世者，工艺精粗不一，品种杂乱无章；加之军阀割据和外敌入侵，战乱延绵，致使造币档案灭失严重。传世铸币，多无直接档案可稽；而有档案记载的，也不一定真有其物传世。一言而蔽之，乱得出奇。正因如此，便给一些造伪者以可乘之机，仿造的、臆造的，泛滥成灾。

       无章滥铸的庞杂纷乱、查证考据的无案可稽、铸币工艺的精粗不一、传世真品的版式繁复，以及真品、伪品在制作工艺上的一致性等等情状，不仅给伪品混迹于世提供了合理依据，而且也使前辈专家们在对不少可疑品作鉴定判断时，进退失据，左右为难。若凭一己好恶，极易误判善恶；如死啃档案，大多竹篮打水。

      不要以为几个外国代制币的真伪鉴定经验，就可普遍适用于中国近代铸币，事情绝非像拿着高倍显微镜可辨出个蛛丝马迹那么简单；不要以为当代学术论证方式要比前辈们简单切实的求证手段来得高明，可以说，可能有用的堂皇华丽招术，前辈们都用过，但没有一个是无懈可击的。就像本网热议的“西藏一两银饼”一样，虽然疑点重重，很不顺眼，但如果抛开旧时内情资讯依据，你们的的辩论能有结果吗？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无限可能性可供假设。现在你们遇到的苦恼，正与前辈们所面临的困惑道理是一样的。

       无奈之下，我们的前辈专家，只能采取最缺乏学术色彩的方法，对一些可疑对象，进行来源出处的查探，顺藤摸瓜，力求得到最切实的判定依据。可以这么说，现在已被藏界普遍认知的钱币伪品（包括仿造的和臆造的），其最终被确定，大凡是靠老一辈钱币专家经过长年累月艰辛探询而来的出处作为依据。如果都要靠所谓“官方文献或史载记录”来区别真假的话，那我可以负责地说，直至今日，中国近代机铸币藏品，会有不少伪品混迹其中。而且大多数是永远搞不清楚了，因为知情者和当事人都已仙逝，秘密也随之化为乌有。

      上博钱币研究学者钱屿先生曾在其著作《金银货币的鉴定》一书中写道：“对于一些造伪技艺高的假币，如果没有知情者或当事人所提供的情况作为鉴定依据，后世的人们很难加以确认。”这是句内行话。而我要进一步补充说，除了一部分极为荒诞的臆造币外，大多数传世伪品，无论精美或粗糙，无论臆造与仿造，在没有探究出源头来，在那杂乱无序的时空背景中，一切皆有现实与想象的可能性。精美的未必都是真，粗劣的未必都是假，不一样的很可能是版别，这就是前辈们在真伪鉴定上竭力去探出源头所在方得安心的原因所在。

二，鉴定依据口头传承的方式是否足信？

      以前口头传承的，你说不足为信；后来文字记下的，你说不作为凭。定要见到事实上根本不会有的所谓“官方文献或史载记录”才可认账。那我到要请教了，全世界有哪个国家，把收藏类钱币造伪的人员与品种记入所谓“官方档案”的？我知识有限，只知道中国没有。

      象buro先生的严谨态度，如果用在对人和事的评价方面，就不会让今天的讨论复杂化了，可惜你用错地方了。据实而言，现在已被大家公认的近代铸币伪品，其最终确定，大部分是靠口头资讯完成的，少部分是靠长期积累的鉴定经验推断所得。而这少部分靠经验鉴别出的伪品，其实也是在对靠口头资讯确定的伪品之基础上，经过类比归纳，分析演绎，从而在制作风格、图文气韵等方面得出定伪依据。所以说，口头资讯依据，在近代机铸币辨伪依据上具有基石的地位。这虽是历史的无奈，但却具有相对而言的可靠性。

      所谓口头资讯，无外乎知情人的间接透露，及当事者的直接告知。由于人的能耐有限与当时科技手段落后，资讯的发出与接收，只能用让你所不齿的“听说”来实现。不过，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可羞，甲方说，乙方听，加起来就是“听说”，现在的人不还是常常在用这个方法传递信息吗？

      当然，“听说”确实没有“眼见”来得实在，但先前造假的人不让你眼见，后来“作案”现场也清理掉了，见不到了。所以只能将就地用“听说”来对付了。杨成麒判断信息来源可靠，所以他确信自己的“听说”；马定祥与杨成麒既是同行，又是知交，凭他们彼此诚信上的信任，他们互相接受对方的“听说”；我作为晚生后辈，没资格、也没依据去插嘴前辈们的“听说”，只有尽量多地记录“听说”。至于buro先生你，怀疑与相信“听说”，实在也无关紧要，你尽可把以“听说”定伪的东西“終其一生信之惜之”地珍藏起来。

       有时想想也真忧虑，如果前辈们去伪存真的研究结果，大家都去随意质疑或否定，那钱币藏界可真要混水一潭。所幸，现实主流状况尚且可安，泉界绝大多数人是坚信先辈们的诚信和权威的。并且，后来的学科进步，也验证了先辈们的鉴定结论具有专业学科上的合理性，从而受普遍认同。

尚正

三，钱币大藏家与杰出钱币专家相比较，辨伪能力孰强孰弱？

      我综合了一下，buro先生在发言中有这样一个疑问：几位“浸淫泉海,竟一世之功的大藏家”对藏品的鉴定眼力，“单凭杨一介币商的个人打听”就予推翻,这是缺乏说服力的。难道“大藏家之见定不及马,杨二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第一感觉是奇怪，你既然已将问题提出，而且是用反问句，那一定是对比过了，那结论呢？依据又是什么呢？我的求知欲让我企盼答案已久，但至今仍音讯杳然。以致产生疑问，或是你习惯了说话不讲依据？或是忠于事实的依据会走到你利益的反面？也许等着看现成的答案是指望不上了，所以我还是自己来写答案吧。

      其实，从个案的角度而言，这个疑问没必要展开讨论，因为具体到某一枚币的定伪确认，正如前述，由于历史与现实的无奈，口头资讯依据，具有相对而言的切实可靠性。这和收藏家与所谓“一介币商”的鉴定眼力孰优孰劣没有关系。不过，如从宏观层面的鉴定方式，即以个人经验或相关理论来对鉴定客体作推断而言，这个问题虽不言自明，但对于问题提出者，还是有常识宣讲的价值。

      先来说说商家。以前马定祥先生曾对我说，他的钱币真伪鉴定能力，就是吃假吃来的，简单地说，“鉴定是吃假吃会的”。其实，在机铸币研究、收藏方兴之时，钱币经营商吃假也许不比藏家来得少，包括曾经造假坑人的，同样也会被别人的伪作所坑害，因为他们往往所处的是市场买方的第一线。        

      由于会招致经营损失，所以耿耿于怀。或追根寻源地去查探造伪之真相；或冥思苦想地去寻求鉴别之门道。钱币真伪鉴定，是钱币经营商看家本领，是他们从业谋生的本钱。因而，倾心专注于本领提高，是钱币经营商事业成功的首要任务。而藏家，特别是大藏家，钱币收藏只是一项业余爱好，他们或专注于一份专业工作，或管理着几份产业，不可能花太多的时间与精力去做辨伪的研究和调查。再则，相对于他们的财富，吃进点假货，损失也只能算九牛一毛。业精于勤，用心重点不同，其技能高低自然不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当然，钱币经营商的广泛的阅历，大量的经手，以及丰富的资讯等优势，也是鉴定能力强化的原因组成。

      事实证明，形形色色的机铸币伪品，其最终被鉴别确定，绝大多数是钱币经营商查证与思辨的结果。对此，我有充分的记录依据来作例证。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钱币真伪鉴定上，钱币经营商的能力远远高于藏家。尤其是马定祥、杨成麒两位泉坛巨匠，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就已在泉界确立了卓越地位。特别是到了七十年代末，他们两位在国内被公认为最权威的钱币专家。被你蔑称为“一介币商”的杨成麒，曾被上海博物馆定为无限期聘用的专家。1983年2月12日晚，杨成麒先生突发脑溢血病逝，终年69岁。然就是在辞世当日的白天，杨成麒先生还在上博上班工作。而至于马定祥先生，2011年初，在浙江省博物馆举办的纪念马定祥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的追思会上，浙江省文化厅厅长兼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毛昭晰先生说：“马定祥先生是中国钱币研究界的奇才，古钱、纸币、银元、铜元，四大门类，门门精通，这是空前的，相信将来也不会再有了……”这并非虚言，而是事实，所谓时势造英雄。顺便一提，毛昭晰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钱币收藏有六十余年的老藏家。他是圈内人，当然说的是圈内话，而不是空穴来风的“官话”。对于他的身份，不相信“听说”的人可以“百度”一下。

    马定祥和杨成麒先生在中国泉坛上由来已久的杰出地位，是他们真实的才学与成就所确立的，那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个别人的无视，一丝一毫的意义都没有。有人蓄意藐视或贬损他们，非但不会赢得藏界对他的仰视，反而会引来人们对他的俯视。这是我虚度近六十年的一点社会经验。

      下面再来了解一下藏家。从几位成就卓著的大藏家的事例来看，他们之所以能在藏品质量及鉴赏水品上取得出类拔萃的地位，事实上，除了其自身努力求索外，更多的因素则是受惠于杰出的钱币专家的专业智慧和研究成果。而这些杰出的钱币专家，当时的职业身份，无一例外地都是所谓的“一介币商”。由于buro先生提到的几位大藏家中有我所了解的，下面就以他们来作为例证。

1，施嘉幹

  

      施嘉幹先生是中国著名的钱币大收藏家，也是我国知名建筑工程设计专家。他年轻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留学，获结构学硕士学位。1928年，在上海创办大昌建筑公司，承接或参与工程设计与建设。1952年，施嘉幹先生赴北京工作，任国家纺织部基本建设司总工程师。次年，携家眷落户北京。

      施嘉幹先生的钱币集藏生涯开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藏品有收集于国外，也有来自于国内。由于他起步较早，加之他早期与国内藏界联系很少，所以在藏品收集上，早期较少享受到藏界的研究成果，以致买进不少伪品。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因为编写《中国近代铸币汇考》一书，需要征集图版资料，才与资料收藏宏富的马定祥先生频繁交往。马定祥先生在为他补充编书图片时，也对他的藏品进行了真伪鉴定整理。施嘉幹先生藏品中的伪品，数量有90余枚。我现在留有的伪品拓片资料，大多来自于施嘉幹先生的藏品。当然，马定祥先生在伪品鉴别认知上也有发展过程，比如，在1949年6月出版的施嘉幹先生《中国近代铸币汇考》著作中，也有少量出自平玉麟和肖永泉的伪品辑入，比如“贵州黔宝小型银饼”、“上海工部局二钱”、“民国十三年浙江双旗二角”、“一九三三年苏维埃一元”以及一些湖南银饼等。不过，相较于近百枚伪作藏品而言，这本书的干净度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2，李伟先

      李伟先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族企业实业家，既是著名企业永安公司的主要股东，也是永安集团下永安纱厂的大股东兼总会计师。在钱币藏界，李伟先先生又是中国近代铸币收藏的空前绝后的大藏家。他的集藏，开始于1933年，第一枚藏品是“三鸟币”。不过，真正大规模全面收藏是在1940年以后。因为1939年，苏州的钱币藏家蒋仲川先生出版了《中国金银镍币图说》，李伟先先生有了专业书的参考指导。先是按图索骥，收集成套币。后来1945年，在马定祥先生开设的“祥和钱币社”，结识了马定祥先生。从此，马定祥先生成为了他的收藏经纪人兼顾问。并在马定祥先生的建议和指导下，不仅把银币收藏从套币延伸到版别收集，而且，门类也扩展到古钱、纸币与铜元。结果，李伟先银币、铜元藏品的质与量，是藏界首屈一指的。其纸币藏品的质量，与另一位大藏家吴筹中先生的藏品相比较，也是不相上下，各有千秋。而这一切的收藏成就，主要是得力于马定祥先生的顾问与指导。当然，蒋仲川先生《中国金银镍币图说》一书的启蒙，也功不可没。由于主要得益于所谓 “一介币商”马定祥的学识支持，所以据马定祥先生说，李伟先藏品中的伪品很少。

      李伟先先生于1963至1965年分三批捐献给上博的钱币，都是马定祥先生在其藏品中挑选出来的。我不记得里面有伪品存在，所以无例可举。至于那枚据称是李伟先先生旧藏的二十二年浙江光绪二角银币没被选入捐献品，那应该是马定祥先生鉴定判断的反映。现在，我们已无法得知李伟先先生对此币的看法，所以，用此币来讨论李伟先先生的鉴定眼光问题，那是无稽之谈。

尚正

3，耿爱德

      耿爱德先生是中国钱币收藏界富有名望的外籍收藏家之一。他于清光绪末年来中国，先期曾辗转于上海、长春、北京等地的外资金融机构任职。1920年秋，应聘出任中华懋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此后，长期留居上海，直至1949年。其间，除在银行任职外，大部分时间是以独立经纪人的身份，从事金银和外汇买卖的经纪业务。与此同时，耿爱德先生还投入很大的精力研究中国金融史和现行金融政策，以及收集与研究中国金银铸币。1926年，出版著作《中国货币论》。1949年5月赴美定居后，又于1954年在美国出版其经典巨著《中国币图说汇考》。

      据马定祥先生记叙，耿爱德先生钟情于中国金银铸币的集藏，开始于1915年至1919年在北京生活期间。而其藏品质量全面提升，还是在来上海工作生活后实现的。1934年，侨居上海的中国钱币外籍收藏家组建成立“西人泉币会”，耿爱德先生是会员之一。藏家间知识、经验的切磋与交流，极大提升了他的集藏热情。并且，正值其时，中国近代机铸币的集藏热在全国范围内悄然兴起，并迅速升温。素有占中国古玩收藏半壁江山的上海，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全国钱币藏品的集散中心。这也给耿爱德先生藏品的征集提供便利。然而，由于他中国近代铸币的集藏活动大部分处于对伪品鉴定研究尚不充分的早期，所以他的藏品中，混杂有不少伪品。这种令人扫兴的状况，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才有根本性的改观。

      1941年1月，耿爱德先生成为著名的“中国泉币学社”的注册会员。“中国泉币学社”由中国重要钱币藏家与专家发起组成，从1940年5月至1946年3月，存续时间近六年。其间，举行会员例会共178次。据计，耿爱德先生曾出席其中61次。通过与中国藏家和专家的深入频繁交流，不仅增广了他的钱学见识，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很多来自中国专家对伪品甄别的经验与依据。而这种辨伪的经验与依据，在当时，大凡是基于对伪品源出的调查所得，这是外国藏家所无法做到的。

      1949年初，在耿爱德先生赴美定居前夕，他还特邀马定祥先生对他的藏品做一次全面鉴定。据马定祥先生后来回忆，当时的耿爱德先生已基本上对自己藏品中的伪品有所确认。马定祥先生只是对十几枚他未能辨识的伪品进行指认，其中有“漳州军饷”、“吉林厂平”多枚、“吉字圆孔五钱”、“陕西光绪五分”、“贵州黔宝”、“福建官局一元”等银币仿造伪品。

      中国钱币专家对他伪品鉴别研究所作的帮助，耿爱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币图说汇考》的自序中写道：他书中能把许多伪品用图版方式呈现出来，“除了自己艰辛获得的经验之外，也得益于三位来自中国的杰出专家的忠告和鉴定。”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钱币藏界大家公认的钱币鉴定杰出专家有四位，分别是：北京的骆泽民；上海的戴葆庭、马定祥、杨成麒。由于骆泽民与耿爱德没有联系，所以，耿爱德书中所说的三位中国的杰出专家，无疑是指戴葆庭、马定祥、杨成麒三人。有趣的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被中国钱币藏界公认为最杰出的四位钱币鉴定专家，当时的身份全部都是“一介币商”。

   

4，古德曼

      古德曼先生是著名的美籍钱币大收藏家。在美国加州，他成功地经营着一家家具企业。这一方面给他带来收藏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使他因业务之需而周游列国，从而使他更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的历史货币。据介绍，古德曼先生钱币收藏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藏品的国别涉及广泛。而收集最为出色的是中国与俄罗斯的铸币。其中，中国部分主要来源于耿爱德的旧藏。1991年春，古德曼先生将其历时三十年精心蒐集的中国钱币藏品，交由美国索伯立·戴维辛邮币公司拍卖。这是一场震惊世界钱币藏界的拍卖会。其中，中国钱币的极珍之品琳琅满目。尤其是一枚“奉天一两银币”，创纪录地以18万7千美金成交，使中国钱币在国际市场上扬眉吐气。

      由于古德曼先生对中国币的集藏起步较晚，所以他较为充分地享受了真伪鉴定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有凝聚着中外钱币专家共同智慧的、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一书的指引，所以他的藏品，在真伪问题上大致已经厘清。

      我钦佩古德曼先生在钱币集藏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我也不怀疑古德曼先生在中国钱币鉴赏上所具有的深厚造诣。但在中国钱币真伪鉴定功力高低问题上，如果把古德曼先生与中国杰出的专家作比较，那他整体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这也是势所必然的事情。因为，中国钱币，根在中国。文化的隔阂，信息的劣势，必然使外国研究者受到局限，尤其是在真伪鉴定上，所受的影响更为明显。对此，在那场轰动泉坛的古德曼先生藏品拍卖会中也可见一斑。

      1991年春的古德曼藏品拍卖会，是古德曼先生在世时举行的。所以，对于拍品的鉴定与评价，必然反映出古德曼先生的见解。从拍卖目录来看，绝大多数伪品已被区分出来，但确有少部分伪品，从定价上看，是误为真品的。在此我选出一部分，用截图的方式分列于下，以此作为“大藏家之见定不及马、杨二人？”疑问的回应补充。

尚正

（图一）陕西五角伪品（仿造），平玉麟造伪

（图二）陕西五分伪品（仿造），平玉麟造伪

（图三）福建官局一元伪品（仿造），平玉麟造伪

（图四）云南春季一元伪品（仿造），平玉麟造伪

（图五）吉林厂平七钱伪品（仿造），平玉麟造伪

（图六）吉字圆孔五钱伪品（仿造），平玉麟造伪

（图七）王永盛五钱伪品（臆造），平玉麟造伪

（图八）山西官炉一两伪品（臆造），解耀东造伪

（图九）袁像洪宪二十文伪品（臆造），解耀东造伪

尚正

四，结语

      以前念书时老师说，结构完整的文章，必须要“穿靴戴帽”。前面“帽子”算是有了，只是结尾的“靴子”，我实在兴致全无了。尽管面对buro先生种种困惑，我有诸多未尽之言，但这种缺乏学术含量的争执实在使我不胜厌倦。所以，最后我想引用耿爱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币图说汇考》中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语。

      《中国币图说汇考》将伪品以图版方式汇总呈现出来，这是耿爱德先生的创举。这一举动，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是不会引起大的震动的，因为，在那时，绝大多数中国机铸币伪品，已经在藏界被揭示。然而在国外，由于信息不畅，中国钱币专家的研究成果不能得到广泛传播。可以想象，当时很多海外藏家会把伪品当珍品来看待。而与中国钱币专家交往密切、并于1949年5月才离开上海赴美的耿爱德先生，可谓是满载鉴定研究成果而归的。不过，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在海外公诸于世，这需要勇气。因为，这会冲击很多人的利益，是要得罪人的。更何况，耿爱德先生划归伪品的依据，基本上是出自“听说”，没有一个是基于“官方文献或史载记录”的。故而他为之犹豫彷徨；故而他在《中国币图说汇考》的自序中留下如下一段话：

      “我的新汇考第一次包含纪念币的插图；还有所谓（未经批准的私人团体所制造的）中国臆造币的描述和插图；最后是许多仿制品的插图。这事情显然有矛盾，但在慎思考之后，我还是这样做。在此完全将这些创新呈现出来，完全是为了收藏者和研究者的利益。除了自己艰辛获得的经验之外，我也得益于三位来自中国的杰出专家的忠告和鉴定。给予收藏者这样的告诫，我觉得自己保证能赢得大多数人的感激。但是，我同样意识到多马* 的怀疑程度，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已看法的权利，而我的看法倾向于给那些不怀疑我真诚的人们。”

* （引者注）多马，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生性多疑而著称。他曾不相信耶稣复活，表示一定要亲手摸到耶稣殉难时在肋部留下的伤口，才能相信耶稣的复活。后来，耶稣向多马显示了自己身上的伤痕，来证明自己真的是复活后的耶稣，这才使多马相信耶稣真的复活了。从此，多马归于耶稣门下，成为信徒之一。

亚高

首先向尚正老师严谨的治学、研究精神致敬，慢慢阅读、并消化中。从取证的角度说，本人愿意相信一切具有说服力和佐证的文字，当然纯粹学术、观点的交流，是应该具有火花和观点碰撞的，愿这样的智慧之光让每个爱好钱币的人受益！

胶州知府

拜读了前辈的文章，实在应该说声谢谢、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前辈！非常感谢！！

完美

最喜欢尚正老师对于民国藏家旧闻的记述。承接历史，承接泉界。
名师出高徒，高徒留师名。
谢谢您的帖子。

今晚打老虎

这样的贴子是一定要拜读的，学无止境

ldl820919

认真拜读了。向前辈致敬。

aether

施老师的所有辩论都是靠实在，可信的依据来支撑的！希望施老师尽快出一本关于钱币的书。

同时，也希望所以现在动不动打枪的泉友多多学习施老师的这种严谨！一切靠证据说话，让钱币自己说话。

匹兹堡钢人

哈哈，看罢此番争论，感叹想在泉界做出一番成就甚至比学术界还要难上许多。在学术圈，各种workshop, conference也总能看到同样harsh的唇枪舌剑，但是学术圈毕竟讲究的还是真凭实据，好的论断的背后往往有完备的理论和丰富的数据做支持。个人认为，按照学术圈的criteria，施先生的文章可以算是上乘之作，有理有据，逻辑清晰，而且施先生本人的地位和阅历也足够让文章更加有说服力。但在泉界，任何人的各种褒贬评价，任何听说的“江湖故事”都可能成为灾难。尤其对于新人来说，听这种传奇故事，读这些毫无根据的短评，可能比阅读一篇繁琐而略显枯燥的通篇refer的泉评论文更让他们来的酣畅淋漓。在学术圈，我亦碰到过这样的人，但是很遗憾，这样说故事的人根本没有市场，一句do you have any evidence to support就足矣让其知难而退。

一言以蔽之，这年头，做什么都难啊！

轻尘一笑

这么认真的态度，晚辈向您学习了

亚高

深夜起来重读此帖，个人体会最深的，首先并不是观点对错，而是这样的严谨思辨精神、立体思维模式、客观态度和法度森严的思辨风格，这一直是这个时代以及这个群体所严重匮乏的，这非谁之错，但想构建完整，难如登天！所以也能提高个人的自我要求：常存敬畏之心，做事诚实守信，不断学习提高，永远人外有人！

art

有点意思！

沁园

学无止境  

耿耿情怀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钱屿先生在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中译本中，有这样一段话说的好 {在耿爱德先生收藏和研究中国近代机制币的那个历史阶段，他已有意识对所接触的伪品做了初步的分类，并在史上首次采用图录的形式加以记载。。。幸莫大焉。。。时过半个多世纪，随着知情人的凋零，许多“老假””已登堂入室成为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的座上客、高端拍卖会的宠儿。。。}
今日之信息已绝不同往昔，我辈站在巨人之肩膀，当时念感恩之心，愈加珍惜尚有知情人给予的分享，严谨探究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

纯熙

看了楼主的帖子，总的来说感觉很好，特别是资料性的内容，看后受益不浅。
不过感觉楼主对buro先生的反应似稍过激烈了一点。Buro的话虽有那么一层意思，但也不是强加于人，只是提出一些质疑罢了。
前人积累的经验是一定要学习的，这与人类发展的历史相同。另一方面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努力超过前人也是必然的，否则人类不可能进步。
现在我们对钱币的认识环境、信息量远超过去，相信钱币研究和收藏会有更大的进步。

何氏币

喜欢先生的文章。 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