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汗国时期

tao

燕京路背燕京50两银铤，有意思的是铭文有诸路通行及都平准，发钞的准备金，目前所仅见。

亚高

涛哥中古的好藏太多了！

tao

亚高兄，高古银铤现在很吃亏的，从市场表现和政策面论，难迎合大众且需要许多知识积累，俺是有一份执念在心，既然喜欢了，且行且珍惜！！

梦里依稀

字戳和书法真漂亮

gogolf

元代五十兩銀錠為什麼少見？ ，是有獨特歷史背景。 官方的「專用紙鈔」政策限制了其鑄造與流通; 而朝廷為應對奢靡（賞賜）所導致的財政危機而濫發紙幣。 史料記載：元朝皇帝的賞賜規模驚人。 例如元武宗在位不到一年，賞賜總額便高達828萬錠[50 兩]，而當時國庫年收入僅約280萬錠。 這種遠超財政承受能力的「流血式」賞賜，迫使政府只能依賴印鈔機來彌補虧空。 又摧毀了國家貨幣信用，反而激發了權貴階層對白銀的極度渴求。 大量的五十兩銀錠作為財富的終極形態，被少數人斂積並退出社會循環，最終在歷史的長河中或深埋地下，隨著元朝的滅亡和明朝的建立，大量元代窖藏的銀錠被重新發現後，往往會被熔鑄成新朝代的形制或用於其他目的，這也極大地減少了元代銀錠的原始存世量。 從而造成了今日難得一見的局面。

1.「宣課」二字之含義

在元代，「宣課」並非指單一稅種，而是對一類特定稅收的統稱，其核心意義與元代政府設立的專門稅務徵管機構——宣課提舉司——密切相關。 「《元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五」中載：「大都宣課提舉司，掌諸色課程，併領京城各市。」，其名稱中的「宣」字，很可能指代由這個設在首都的權威機構向公眾頒布稅率與徵收條例的行為。

簡而言之，「宣課」指的是由「宣課提舉司」所徵收的各類商業稅與雜項稅收。 這枚銀錠上的「宣課」銘文，清晰地表明其來源並非田賦或官鹽等單一項目，而是源自首都地區（燕京路）對商業活動課徵的稅款總和，是元代商業經濟活動的直接產物 。

2.「燕京路」：地理與政治中心

「燕京路」是元代的行政區劃，其轄區包含了當時的首都大都（即今日的北京）。 《元史》等文獻記載，大都（燕京）是帝國最重要的稅收徵解中心之一 。 此銘文將銀錠的鑄造地精確指向了蒙古帝國的心臟地帶。 作為政治與消費中心，燕京路的商業活動極其繁盛，自然成為徵收「宣課」的重鎮。 這表明此錠白銀是在首都地區就地徵收、就地熔鑄的。

3 . 諸路通行」：貨幣權威的宣示

「諸路通行」意為「在所有路級行政區劃內通行」，是元代官方紙幣，如「中統元寶鈔」和「至元通行寶鈔」上的標準用語 。 在紙幣上，這句話是中央政府以其絕對權威，賦予該紙幣在帝國全境內作為法定貨幣的強制力 。   

將這一源自法定紙幣的術語，完整地鈐蓋在實物銀錠上，具有極其深刻的意義貨幣政策。 傳統上，銀錠屬於「稱量貨幣」，其價值取決於自身的重量與成色，每次交易都可能需要重新秤重和驗色，交易成本高昂 。 元代的基本國策是以紙鈔為主要流通工具，白銀作為發行儲備金，即「以銀為本」。 然而，在國家級的大額財政劃撥、稅收解付及軍餉發放等場景中，實物白銀仍不可或缺。    

gogolf

通過在標準五十兩重、來源清晰（燕京路）、質量由官員擔保的銀錠上加蓋「諸路通行」的戳記，中央政府實質上是將這塊稅收白銀「貨幣化」了。 它不再僅僅是「一塊來自燕京的五十兩稅銀」，而被賦予了一種標準化的、由國家信用背書的金融工具屬性。 帝國境內任何一個「路」的官方機構，在處理公務款項時，都應按其面額（五十兩）接收，無需繁瑣的重新鑑定。 這一舉措極大地提升了國家財政運作的效率，彌合了紙幣信用體系與白銀實物體系之間的鴻溝。

4 「重伍拾兩」：重量與價值的標準

此銘文明確標示其重量為「五十兩」。 五十兩銀錠是元代最大的標準計重單位，通常被稱為「元寶」。 這個稱謂始於元代，有「元朝之寶」的寓意，後來成為大額銀錠的泛稱 。 根據考證，元代一兩的重量約為 36.6 克至 37 克之間 ，因此此錠的理論重量應在 1830 克至 1850 克左右。 這與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所藏的至元十四年揚州「行中書省」銀錠的實測重量 1930 克相近，證明五十兩作為大額官錠的國家標準在全國範圍內得到貫徹 。    

5.「監鑄官」與「銀匠」：互責體系

銘文中包含了「監鑄官」（監督鑄造的官員）和「銀匠」（負責熔鑄的工匠）的角色。 這種將經手官員與工匠姓名或職稱記錄在案的做法，是中國古代官僚體系確保產品質量、建立追溯問責制的標誌性制度 。 一旦日後發現銀錠在重量或成色上存在問題，便可依據銘文追查相關人員的責任。 這體現了蒙古統治者在財政管理上，採納並沿用了成熟的漢族王朝官僚制度與監管方法。   

6 .「寅年 月日」：鑄造年代
「寅年」指明此錠鑄造於中國傳統干支紀年中十二生肖的虎年。 元代（1271-1368年）的虎年包括：1278年、1290年、1302年、1314年、1326年、1338年、1350年和1362年。 銘文中「月日」二字之下留白，未刻具體日期，這種情況在出土銀錠中十分常見。 雖然無法確定具體是哪一個虎年，但這已將銀錠的製造時間鎖定在一個清晰的歷史區間內，為歷史學家研究特定時期的經濟狀況提供了重要參照。 例如，揚州錠（1277年）之後，或可反映出元朝在平定南宋後，於全國內加強財政與行政體系建設的活動。 至於此銀锭未上明年度及那一年月日，我推想是官方收稅後之窖藏品. 或是高官賞賜品而未被使用流通之痕跡。 《元史· 食貨志》卷八記：“凡賦斂皆折收中統交鈔、銀錠，諸路設課司，監鑄官，鈐印以行。 “ 「凡諸路所輸課銀，皆鑄成錠，官為監臨，篆刻年月，匠名以為信。」

gogolf

背面印記探究：「燕京」抑或偶然圖案. 圖[三]中圈出的圖案，確實隱約可辨認為「燕京」二字。 對此，存在兩種合理的學術解釋。

1 假設一：人為刻意的「燕京」印記

此假設認為，該印記是人為添加的，作為對正面「燕京路」銘文的二次確認。 這種做法在元代銀錠上並非沒有先例。 例如，50兩揚州錠，其背面便刻有「元寶」二字 。 此外，一些元代銀錠上也發現有銀鋪或工匠打上的戳記 。 因此，在銀錠背面添加標記的做法是存在的。 這個「燕京」印記可能是銀錠入庫後，為了倉儲管理或內部盤點方便而額外刻畫或打印上去的。   

2 假設二：蜂窩結構中的「空想性錯視」

另一種可能性是，所謂的「燕京」字樣，是一種心理學上的「空想性錯視」現象，即人類大腦傾向於在隨機、模糊的圖案中感知到熟悉的形狀（如人臉、文字）。 銀錠背面的蜂窩結構，其形成過程是銀液冷卻時氣泡隨機釋放的結果，本質上是混亂無序的 。 在無數的孔洞與其邊緣組成的圖案中，偶然形成類似文字的組合，在統計學上是完全可能的。 支持此觀點的證據是，這些「字跡」的筆劃並不連貫，缺乏雕刻或打印應有的鋒利邊緣與統一深度，其輪廓似乎是由天然氣孔的邊緣拼接而成。   

綜合來看，這個背面印記的模糊性本身，恰恰提供了一條關於元代銀錠流轉過程的線索。 銀錠正面的銘文是在鑄造時，由官方監督，使用規整的鋼印打印而成，具有法律效力，是其「身份證」。 而背面處於錠模底部，並非用於承載主要信息。 任何可能存在的背面標記，其功能和形式都與正面銘文有本質區別。 它們更可能是非官方的、功能性的，例如倉庫的內部管理標記。 因此，即使「燕京」印記是真實存在的，其粗糙的形態也表明它是一種次級的、非正式的標記。

在沒有更高解析度的圖像或顯微檢測的情況下，要對此問題做出定論是困難的。 最嚴謹的學術態度是並陳兩種可能性，並指出無論答案為何，這種現象都反映了元代金銀管理實踐中官方與非官方、正式與非正式標記並存的複雜情況。

此銀錠並非僅僅是貨幣，它是一份被鑄造成形的政策文件。 它完整地敘述了一個財政循環：在帝國首都（「燕京路」），特定的商業稅（「宣課」）被徵收，然後在官方的嚴格監督下（「監鑄官」、「銀匠」），於特定時間（「寅年」）被整合併熔鑄成國家標準單位（「重伍拾兩」）。 最關鍵的是，它隨後被賦予了國家級金融工具的地位（「諸路通行」），成為中央政府可以隨時在全國範圍內調撥的標準化財政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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