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於《中國收藏錢幣》雜誌，總第53期。2019年5月
近年，一種帶有福、祿、壽、囍等字樣的金章，頗受收藏界的注目。曾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顧問、知名中國錢幣專家耿愛德(Eduard Kann)先生，是最早公開這些金章來歷之人。由於存世少，復有名人加持，買家趨之若鶩，各大拍賣會落槌價格屢創新高。
關於這種金章，耿氏在1954年出版的《中國錢幣圖說彙考》(Illustratedcatalog of Chinese coins)一書首先予以收錄編目；1959年5月，又在美國錢幣協會《錢幣人》(The Numismatist)期刊發表「滿洲金塊－錢幣乎？圓餅乎？」(Coins or discs? Gold Pieces of Manchuria)一文，闡述更多觀點。兩篇有關偽滿金章的開山之作，影響收藏界一甲子。
耿愛德觀點
耿氏在1954年的著作中，略以：「是日軍在1930年代初期佔領滿洲後下令鑄造」，交代金章來歷，並推估鑄造時間為1932年，即偽滿成立之時。
書中編列了編號1595號的「福」字、1596號的「囍」字，與1597號的「富貴萬年」中間方框內嵌「福」字等三種不同類型的金章(如圖)。周邊突出、背面註明「24K，1000」、每枚直徑30mm，厚度2mm，重量31.25公克，是其共同特徵。
耿氏在解讀「24K，1000 」銘文時，以「24K」，作為成色標記「24 Karat」的簡稱，而「1000」，則是「1000 Fine」，也就是黃金純度千分之千之意。但，後者是一明顯誤解；倘若如此，無非又與已標示的24K之意重複。早期鑄造黃金條塊時，習慣將重量單位分成1000等分，所有金章都出現有的1000銘文，所傳達的訊息，正是每枚都是精準的一整兩之意。
在1959年的文章中，耿氏從完美、光亮的圓型，精準的重量與成色，認為金章應是出自政府造幣廠，但無面額、沒有發行國家的標記，又欠缺一般金幣所具備的鋸齒邊，因此，推定為這是一種類似中國銀錠，各有特定價值的秤量貨幣(ingot money with distinct and specified intrinsic value)。
根據金章的銘文字體、大小、排列方式，直徑，厚度，周邊等差異，進一步分出十種款式，比起1954年，多出七種。共有：
福字三種(編號1595, 1595a,1595k)
囍字一種(編號1596)
「福壽萬年」內嵌福字兩種(編號1597，1597a)
壽字兩種(編號1598, 1598a)，
祿字一種(編號1599，耿氏表示未見過實物，只有來自加州柏克萊泉友所提供、前大阪造幣局局長所送的金章素描) 其中，福字1595k號,與壽字1598號, 1598a號三種，各重37公克，其他七種則均為31.25公克。
圖片來源：耿氏文章附圖
此外，耿氏在文中一改原先有關金章鑄於1932年的說法，認為是「1944年日本關東軍軍部委託大阪造幣廠所鑄」。另外，「金章鑄數不詳，但目的是挹注滿
洲中央銀行發行紙鈔的準備金」。並推測，「這批金章的數量非常少。當蘇俄軍隊進佔滿洲，從偽滿央行奪走了價值3百萬美元的黃金(時價約合8.5萬盎斯純金)，金章必然在內並且是主要部分」。
對於耿氏的部分觀點，筆者有不同見解：
偽滿央行發鈔準備金之商榷
首先，偽滿洲國在日本關東軍的扶植下於1932年3月1日成立後，隨即於6月11日公佈《滿洲國貨幣法》，當時是採用銀本位，由偽滿央行以「元」為單位，發行不兌現紙幣。當時，並無且無需黃金準備。如果是為了發行準備，較可能的時間是在1936年以後。
滿洲元發行後不久，適逢「經濟大蕭條」，以及隨之而來美國通過的「購銀法案」，國際銀價出現劇烈變動，對於金本位或銀本位國家，都產生了難以適應的衝擊。偽滿於是棄守銀本位，加入日元陣營，並且是透過大量發行鈔票，使滿元逐步貶值，達到與日元等價的目的。時至1935年12月，日本、偽滿共同宣佈完成所謂「日滿貨幣一元化」；每滿幣一元，可固定兌換日幣一元。
由於1931年底，日本早已跟隨英國的腳步，從金本位改行金匯兌制，儲備黃金，不再兌出金幣。 因此，滿元在1935年底與日元掛勾，同時偽滿也被動轉型為金匯兌制，黃金成為其國際結算的支付工具。因此，這時，偽滿財政才開始與黃金攀上關係，有儲備黃金之必要。
偽滿境內盛產黃金，卻主供外銷，少作政府儲備之用。偽滿將採金視為特許產業，各大金礦早已成為國營或公營。1933年6月、1937年5月兩度頒布《產金收買法》之下，產金只准偽滿央行收買，專買對象除了產金業者，還擴及礦工，任何個人亦不得私留。控制源頭之後，繼而整頓下游，1939年10月10日，偽滿警察廳以新京為起點，對城內天寶、同順公、老物華、鴻興、世興、春華、新華美等十三家金店展開搜索，沒收店內黃金，逮捕店東、職員等多人並予以判刑，隨後也其他各地也雷厲風行，境內金飾市場，自此宣告關閉。
圖：新京(長春) 同順金店於1939年10月遭到取締之前所鑄造的足赤金戒
根據《滿洲中央銀行史料》的記錄，集中在偽滿央行的黃金，主要是供作外銷以換取外匯，自1932至1945年，銷往美國、日本、泰國、越南等地的黃金多達29噸。在戰時，黃金則轉作為支援日本軍需之用。
金章是偽滿央行發鈔準備金的說法，除與筆者上述認知不同之外，尚有諸多疑點。如﹐一般而言，政府儲備的黃金，以可供鑄幣的大金磚為主，精鑄為重量、成色一致的小金章，不僅無必要，也會出現鑄造成本過高的問題。
再者，時至1944年，偽滿發鈔已多年，戰爭也已到艱困的末期，關東軍此時委鑄金章用以撥補偽滿央行庫儲，殊不合理。
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滿即進入戰爭體制，黃金優先支援日本軍需；不僅偽滿如此，台灣亦同。1937年6月20日，台灣總督府命令台灣銀行低價強制收買民間黃金、飾金。截至1937年11月14日止，收購黃金計21萬756兩，約合台灣三年的黃金產量，民間藏金已幾乎被搜括殆盡。在日本統治下，當時，除了工業、醫療或其他特許用途外的黃金製品，一概禁止。如此背景下，日軍搜刮黃金尚且不足，不大可能會以發鈔準備的理由將黃金發還偽滿央行，尤其又是鑄成金章的形式。
可能供作軍事用途
從鑄造條件嚴格與數量有限的情形來看，金章既非流通貨幣，又不可能是儲備黃金，所剩下的，無非是作為軍工、醫療等特殊用途了。
這些用途未必需要钜量黃金，但在規格上有嚴格要求，而高純度就是其中最重要者。金章的24K成色，是當時最高的成色等級，約當999，當時並非一般煉金廠能力所及，這可能是關東軍必須回到日本委託大阪造幣廠鑄造的原因之一，而發鈔準備或許只是表面上的理由，實際上可能是提供軍事工業所需。
日本賠償的寅字金塊，成色9999
這類特殊黃金，尚不止此一端，日本戰敗後，有一種寅字金塊，是日本大阪橋本貴金屬工業株式會社受託鑄造，重量以一(日)兩為主，成色高達9999，這種工業或醫療級黃金，是當時的戰略物資，在1949年年底以劫掠品名義歸還中國而運來台灣(詳閱：筆者，《你所不知道的國府黃金》一書，2017版)。其與金章都具有極高的黃金純度之外，由於都是專門技術提煉完成，成色表現都獲得穩定控制，並蓋上相同數據，不會像一般的黃金條塊，受到投料差異的影響，成色也各有所不同。
偽滿金章不只供應偽滿
耿氏所列的偽滿金章十種，包含了兩種不同的重量單位，一是31.25公克，一是37公克。前者，是偽滿頒布《新制度量衡法》下的一兩，蓋無疑義；後者，因耿氏並未解讀出1000實為單位重量之義，在平秤問題上未多加著墨，僅在兩種壽字金章(編號1598, 1598a)，加註Kuping(庫平)字樣，不過這恐怕只是一種欠缺根據的猜測而已。
37公克，實際上與庫平及當時各方採用的重量單位都有所出入，何以如此？這是待解之謎，但，庫平早已被廢棄不用且與各方無關，不應在考量之列。1000的標示背後，本來是存在著一種重量單位，這種重量單位為何？台灣每兩37.5公克的關聯性較大。
無論如何，以兩種不同重量單位鑄造金章的事實，已讓偽滿央行儲備黃金之說，出現了破綻。這個事實似乎正說明著，除了偽滿之外，金章似又被提供給採用不同度量衡制的其他地方。
「艾文思侵吞黃金案」的意外發現
筆者在《你所不知道的國府黃金》一書曾揭露：日本早在宣佈投降之前，已將部分福字金章運往台灣。1945年10月間，駐在台灣美軍中校聯絡官艾文思(K.W.Evone)從日軍經理處原田佐少佐接收的一批黃金，共有福字金章四千枚，每枚重約一兩，大小不一，分裝成八箱。結果，艾文思以多報少，僅送交其中四箱二千枚至台省長官公署，而將其餘侵吞，並在旁人協助下，私將金章偷運上海出售。總計售出1,921枚/兩，得款美金107,967元，尚有79枚/兩下落不明。案經台省長官公署向美國洛杉磯法院提出告訴，最後美國司法部於1948年9月11日以撤回告訴結案。
艾文思侵吞黃金案，應該就是金章流入市面的起點；此案也意外的提供了重要線索：至少有八千枚大小福字金章，應在戰爭結束前夕已被運到台灣，原因雖不明，但，台灣，恐怕就是鑄造金章的使用者之一，顯然不是作為發鈔準備之用；前述37公克的重量單位，可能就是為台灣而設。
金章到了台灣之後，是由日軍後勤部隊而非銀行保管，這似乎也透露出，如前所述，金章的鑄造，已非出於財政目的，而是作為軍事用途，也唯獨此可能性，金章在戰爭尾聲會不辭路險密運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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