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宋钱与版别

deep14 · 发表于 2017-5-21 21:13:35

   一旦聊起宋钱，泉友的反映大多是：“宋钱太复杂了……”、“宋钱就是版别，分得那么细，头疼……”、“哎，宋钱学不了，版别太繁琐……”。这种对于宋钱的畏惧或者说轻视，充斥着目前的古钱圈。对此，我也感到很无奈。因此我准备尽可能简洁地来谈一谈“宋钱”。

   宋朝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的一个巅峰，宋朝的钱币则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方方面面。不过，对于宋钱，只谈版别，甚至为了“版别”而“版别”，这就进入了一个误区。如果我们连这些“宋钱”的历史背景、使用区域、甚至币值的变化都没有搞清楚，那么谈“版别”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应该首先着眼于整个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背景，探索宋朝的“货币制度”是如何继承和发展、调整和变化的。搭建好“货币制度”这个平台，才能充分理解宋朝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钱币”{例如：（材质）铜钱、铁钱、纸币；（币值）小平、折二、折三、当五、折十等等}它们发行、流通、停用的始末。再进一步分析，为了配合这个“货币制度”，宋朝政府又是如何设置和管理钱监（即造币厂），使得在手工业背景下，既保证质量又完成巨额产量，让“钱币”的生产效率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梳理完成这几个步骤以后，我们得到的答案，正是宋钱“版别”出现与存在的意义。

   宋朝的“货币制度”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大家也许难以理解，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在两宋三百多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它的“货币制度”却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在由“路”级行政区域组成的几个不同的“货币区”内，执行着不同的“货币制度”，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货币区”还在不断新增、调整、合并；其“货币制度”也在不断变革。
   简单地说，宋朝“货币制度”，按时间轴，可将北宋分为五个阶段；南宋分为四个阶段。
   今天，我举例将北宋的第一个阶段做一下介绍:

   第一阶段：北宋建国至西夏独立前
   这个阶段内，首先是北宋继承了唐至五代的正统货币制度，只流通小平铜钱一种货币；然后在兼并战争中，将南唐、荆湖、南汉、北汉这些割据政权的地方货币制度整合合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统一的，只流通小平铜钱的“铜钱货币区”。

   在兼并过程中，四川成为一个例外。

   这里先插入一个话题，就是“四川”地名的由来。

   北宋兼并后蜀，将巴蜀地区分为“西川路”与“峡路”，文献中常简称为“川峡二路”。北宋咸平四年，将“川路”划分为“益州路”与“梓州路”；将“峡路”划分为“利州路”与“夔州路”，此后的史料文献中常简称为“川峡四路”，这就是“四川”地名的缘由。到北宋徽宗大观年间设立“四川钱引务”，“四川”作为地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到南宋时期，“四川”成为巴蜀以及陕南、甘南部分地区的通称，使用越来越频繁。这里为了叙述方便，我在将“四川”这个地名概念提前使用了，所以需要作一个补充说明。

deep14 · 发表于 2017-5-21 21:17:25

   回到正题，自“安史之乱”历“黄巢兵祸”到“五代十国”，四川受到战争的影响最小，经济破坏有限，因此四川的货币制度得以直接继承于唐制，只行用小平铜钱。后周世宗柴荣，驻军秦凤，准备兼并后蜀，使得后蜀在秦岭前线的军费开支剧增，小铜钱不足以支付，于是添铸“广政通宝”的小平铅钱与小平铁钱。铜、铁、铅质小平钱，重量都在一钱（4克）上下，官方政府视小铅钱与小铁钱为小铜钱的替代品，币值是一样的。“钱”是一个货币单位，以铜铸之、以铁铸之、以铅铸之，都是一“钱”。

   在边境前线支出军费时，每贯（1000文）钱，由400文小铜钱搭配600文小铅钱或小铁钱支付；在成都官用支出时，每贯（1000文）钱，由900文小铜钱搭配100文小铅钱或小铁钱支付；铅铁钱在民间流通及官方收入时，是否有贬值，史料记载不详。

   北宋收复后蜀的时候，其实四川使用小铁钱与小铅钱的时间并不长，铸造量也有限，完全可以恢复旧制并与中原的货币制度相统一。不过，可能因为在北宋的兼并战争中，收复后蜀在前，将四川视为后勤基地，所以需要抽调其财富与物资（其中包括小铜钱）；也可能是因为四川易守难攻，后唐庄宗派孟知祥等率军灭前蜀，当后唐灭亡后孟氏即割据四川建立了后蜀，因此北宋中央政权担心再次出现割据的情况，所以有计划地将四川财富抽调于京师。

   宋初四川的货币制度，废除了后蜀的小平铅钱，保留了小平铁钱。同时，小铜钱限制入川，小铁钱限制出川，官方又挑选小铜钱外运，使得铜铁钱的流通比例失调，民间流通兑换时，难以维持一比一的官价，造成了铜铁钱比值的“双轨制”。

   当北宋顺利收复江南，回头准备整合四川的货币制度时，四川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铜铁钱比值的“双轨制”给了地方官吏上下取利的操作空间，严重损害了小商人小市民阶层的利益，导致了王小波李顺起义的爆发。

   北宋再次平定四川后，重新制定了新的货币制度：
   1 只用铁钱；
   2 停止铸造小平铁钱；
   3 铸行折十大铁钱（重5钱），

   大铁钱*1=小平铁钱*10=小平铜钱*1（与铜钱为折算币值，不兑换）。

   随着四川局势的平复，大铁钱的的材料价值高于币值，因此大铁钱（包括小铁钱）大量被民间熔铸为铁器，于是在祥符七年政府将大铁钱的重量减半（重2.5钱）。此后直至北宋末，四川一直在铸造行用这种“大铁钱”，币值稳定为：
   大铁钱*1=小平铁钱*10（虚拟换算单位）=小平铜钱*1
   只是大铁钱的重量在逐渐减少，成为一种新的“小平铁钱”。

   四川的叛乱，造成益州出现局部钱荒，在民间自发出现了兑换券性质的“交子”。宋朝官方政府，默许了民间“交子”的存在。在经历“官督民办”后，“交子”于天圣元年收归官办。世界货币史中第一种由官方正式发行的纸币由此诞生。

   “交子”是一种百分之百准备金的兑换券，无条件兑换支撑了它的信用，纸币便于携带的优越性随之体现，受到茶马商人的欢迎。以“益州交子务”所在的兑换地益州（即成都）为中心，“交子”的使用随距离远近和茶马商人的足迹而扩散，主要流通于益州至秦州一线。

deep14 · 发表于 2017-5-21 21:21:42

   总之，北宋自统一十国开始，就没有建成全国统一的货币制度，到宋真宗年间，形成了两个相对稳定的货币区：

   # 铜钱货币区：
   开封府，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两浙路，福建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
   只行用小平铜钱。

   # 四川货币区：
   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
   行用大铁钱大型（重5钱）、
            （景德元宝、祥符元宝大型）
         大铁钱小型（重2.5钱，并逐渐减重）、
            （祥符元宝小型、天禧通宝、天圣元宝、明道元宝、景祐元宝）
         旧小平铁钱（重1钱）。
            （宋元通宝、太平通宝、淳化元宝）（配图6）
         比值关系 1*大铁钱大型=1*大铁钱小型=10*小平铁钱=1*小铜钱（注：铜铁钱不可兑换）
   其中，大型大铁钱与旧小平铁钱，由于币材价值高于币值，已逐渐自然退出流通领域，同时旧小平铁钱也衍变为一个虚拟的“货币单位”。
   此外，“益州交子务”印制的兑换券“交子”，两年为一界，流通于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陕西路的部分地区。

   这样的“货币制度”，相对稳定地维持到了宋仁宗宝祐初年。

   既然谈到“货币制度”，我们还需要补充介绍一下“绢帛”与“金银”。

   唐初的经济制度继承于南北朝及隋的制度，以匹为计量单位的丝织品绢帛，在货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唐代的史料中，绢帛用于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的记载比比皆是，而武德年间制定的律法，将绢帛作为计赃的标准，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安史之乱后，唐代经济发生巨大变革，铜钱的使用空间和重要性开始上升，绢帛的货币地位开始下降。到北宋建国后，绢帛已经逐渐退化为日常用品和生活物资，货币属性越来越小。

   自南北朝到唐代，受到西域的影响，金银器皿在中国上层社会中逐渐流行，随之使得黄金和白银，特别是白银，重要性开始上升，逐渐取代绢帛的货币地位。唐宋之交，金银用于赏赐、贿赂、大宗交易、价值尺度、储藏手段的频率越来越高。总之，唐宋金银的使用和影响，在社会阶层中，呈现由上而下扩散的一个状况。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北宋时期的金银还不能作为流通货币，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直接使用，需要通过金银铺这样的中介机构进行买卖，兑换为铜钱或者铁钱来参与流通。

deep14 · 发表于 2017-5-21 21:26:00

   搭建好北宋第一阶段的“货币制度”平台后，我们再来重点介绍一下“铜钱货币区”中小平铜钱的情况。

   我国古代货币，自秦始皇统一币制的“半两”开始，确定了青铜合金方孔圆形货币形制，此后西汉武帝的“五铢”钱，又传承了近七百年。到了唐代，由于度量衡单位值出现分化，南朝继承汉制，略为减少，北朝则剧增为南朝的三倍左右，使得“记重制”的钱文无法继续使用。于是唐朝继承了“青铜合金”“方孔圆形”的货币形制，更改钱文为“开元通宝”，开创了“宝文制”钱文，每枚铜钱的重量为一两的十分之一（“积十钱为一两”）。“钱”不仅是一个货币单位，也成为一个十进制的重量单位，一直使用到清末民国。

   “开元通宝”的铸造，贯穿了整个唐代，到五代十国时仍有局部铸造。“安史之乱”后，唐代经济制度发生重大变革，货币化步伐加快，铜钱需求量直线上升，随后“开元通宝”的铸造质量也随之失控，钱体变薄、直径变小、字口精度下降、重量轻重不一。

   北宋建国后，以“开元通宝”为主体，重量在一钱上下（2克~5克）的各种旧式小平铜钱都可以参与流通，同时在后周开封府“京师监”铸造“周元通宝”的基础上，铸造“宋元通宝”小平铜钱投入流通。

   后周世宗柴荣“毁佛铸钱”是历史上有名的事件，但宋太祖赵匡胤却认为周世宗的英年早逝与此有关，因此北宋建国，后周时候回收的佛像被封存，不再用于铸钱。赵匡胤还曾经命令“铸钱使”重新铸造一座大型佛寺的佛像。因此推测，由于只有执行“铜禁”回收的各式铜器作为原料，供应有限，宋太祖时期的“宋元通宝”的铸造量不会太大。

   北宋收复南唐，获得江南地区的铜矿，于太平兴国二年开始大规模铸造“宋元通宝”，用以收兑江南的铁钱，整合江南的货币制度。这项工作由樊若水主持，他在升州（今南京）、鄂州、饶州设置钱监来完成任务。
   其中：
   饶州监，直接继承于南唐，早在唐代就已设置，继承之初年产量为7万贯；
   升州监，极大的可能性是南唐池州监的延续。池州，是宋军架浮桥、渡长江、征服南唐的一个前进基地，樊若水在平定南唐的战争中正是出任池州知州，随军有功而升为“江南转运使”而进驻升州。升州突然设置一个钱监，年产量又是30万贯之高，如果没有成熟的工匠团队是很难完成任务。因此推测，南唐池州监的工匠被樊若水带到了升州，从而建立了升州钱监。
   鄂州监，极大的可能性是南唐江州监的延续。江州，由于在北***定南唐的战争中，先降后叛，被曹翰率军重新攻占后屠城，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因此推测，鄂州监的工匠，极有可能来自于临近的江州。
   所以，樊若水设置的三个钱监，与南唐时期的三个钱监有对应与继承。此外，钱越国的杭州也有一个宝兴监，在钱氏纳土归顺时被北宋接收，不过很快由于铜料与燃料供应的原因而废弃。

   唐代“开元通宝”的铸造质量，随时间延长而失控；后汉“汉元通宝”的铸造质量，时间短而相对稳定；后周“周元通宝”的铸造质量，虽然时间短，但铸量大，质量已出现局部下降。北宋的“宋元通宝”，自江南地区大量铸造后不到数年，质量就明显失控。

   太平兴国六年，北宋名臣张齐贤出任江南转运使。江南地区铜钱铸造，即属于他的管理职责范围。张齐贤发现，如果宋朝像唐朝一样，整个朝代一直铸造“宋元通宝”，铸币质量是无法管控的。于是他主持变更“开元钱法”，一方面重新规定了铜钱的重量和配比标准，另一方面更换钱文，改铸“太平通宝”。
   那么，“太平通宝”是年号钱么？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宋太宗继承帝位的过程，多少有些说不清倒不明，正史大多“为尊者讳”，避而不谈。宋太宗即位后希望政局稳定，天下太平，所以年号为“太平兴国”，书名取《太平御览》，钱文使用“太平通宝”，都是表达了这个政治意愿。因此年号“太平兴国”与钱文“太平通宝”，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太平兴国”之后的“雍熙”、“端拱”年间，继续铸造“太平通宝”，也可以反证“太平通宝”不是年号钱。

   整体来说，这次变革，使得“太平通宝”的铸造质量相对统一，明显高于“宋元通宝”。

deep14 · 发表于 2017-5-21 21:30:04

   但是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随着时间推移，持续铸造的“太平通宝”不就成了新的“宋元通宝”吗？即便现在管理严格，质量有所保证，那以后呢？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淳化年间，再改钱文为“淳化元宝”，改元即改铸钱文，确立了“年号钱文制”，使得新钱旧钱可以区分，便于管控铸币质量，这也是中国铸币史的一次重要变革。

   回头再看看江南钱监的调整。
   升州、鄂州、饶州三个钱监，由于史料缺失，只能大概分析如下，由于原料供应等原因，升州和鄂州钱监，生产时间不长就已废弃，工匠合并至饶州钱监。淳化年间，在靠近铜矿产地的江南西路南安军，曾经设置过一个钱监，也未能持续。到宋太宗末年，除了开封“京师监”以外，江南地区只有饶州永平一个钱监在生产，工匠汇集过多造成资源浪费，在知州马亮的建议下，分出一半工匠于池州设立了永丰监。
   宋真宗咸平年间，政府派员考察江南地区，恢复了江州广宁监与建州丰国监。随着景德三年，“京师监”改为“铸泻务”（由铸币厂改为官营铜器厂），北宋前期的饶、池、江、建四大钱监由此出现并确立。天禧年间，设定额度，江南四大钱监，每年需要生产105万贯小平铜钱（8亿多枚），运至京师交付中央政府，以旧换新，循环投放流通。

   那么，这些江南钱监，是如何管理，如何运转的呢？

   宋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精细化管理的朝代。行政方面，地方政府以“州”、“县”、“镇”或“寨”为三级行政制度，人事任免权均直属于中央；财政方面，以“州”为结算单位，财权直属于中央。由于幅员广阔，事务繁多，宋朝常常由中央派遣“XX使”这样的官员，作为代表中央的使者，来执行部分“路”一级的地方政务。
   那么就铸钱来说，北宋刚征服江南时，设立“江南转运使”来负责长江以南的财政经济事务，其中就包括整顿货币制度以及管理钱监的任务。樊若水与张齐贤任“江南转运使”时，都有参与管理铸钱的记载。
   北宋经济货币化的程度逐年递增，钱荒出现，铸钱成为重中之重。江南地区的钱监数量增加，铜钱铸量增大，相关事务也变得繁琐，而“江南转运使”本身的事务就已繁重，于是将铸钱管理划给其中一位“江南转运副使”来兼管，并最终设置独立的“提点银铜坑冶铸钱公事”（后改为“铸钱司”），由此代表中央政府，专职于管理江南四大钱监的铸钱。
   “铸钱司”的独立设置，经历了反复，原因是“发运使”的插手。
   江南地区局势稳定后，各路分的转运使，如“两浙路转运使”、“福建路转运使”、“江南东路转运使”等等，相继得以分设，使得“江南转运使”的存在意义逐渐减少而裁撤。但是江南又是北宋重要的财政来源，每年需要筹集六百万石粮食及其他物资运送到开封，因此需要设立“东南六路发运使”来统筹管理这些事务。“发运使”设立后，江南铸造铜钱并上缴京师这一块事务，也曾经由“发运使”兼管过一段时间。


中央----
      （江南转运使-->江南转运副使-->铸钱司-->发运使-->铸钱司）
                                                                  ----江南钱监

   具体来看钱监的运转。钱监的工匠来源于士兵与刺配的犯人，他们所支取的食料钱，以及钱监所需要的燃料，统一由钱监所在地的“州财政”负责；所需的铜、铅、锡原料，由矿产所在地的“州财政”支付采买；原料运输由途径的各路“转运使”负责；成品运输由“发运使”负责。所以，钱监的监当官，大概相当于“县”一级的官员，他唯一的职责就是保质保量地完成铜钱的生产任务。换句话说，铜钱的质量与数量，就是他的绩效标准。

   如何考核钱监官员的绩效？如何落实“生产责任制”？也就是说，怎样保证上缴至中央的铜钱成品，没有被掉包更换？或者当出现质量问题以及数量短少时，如何确定相关责任人？这个问题是需要思考的。

   “年号钱文制”虽然解决了新旧钱初步区分的问题，但如果一个年号内，所有钱监统一使用一个祖模（一个版别），是不便于绩效考核的。“咸平元宝”与“景德元宝”就是例子，这个时期内，江南的钱监在量产时使用的都是同一个祖模，“咸平元宝”由于管控严格，所铸的成品质量相对一致；“景德元宝”则在祖模基础上出现了小样、阔缘、文字加刀、内销轮（隔轮）等等变化，成品质量出现偏差。到了大中祥符初的“祥符元宝”及后来的“祥符通宝”，祖模（版式）增加并且固定，成品质量又得以恢复提升。“天圣元宝”对子钱的出现，进一步增加祖模，北宋铜钱的版式开始丰富。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北宋为了落实钱监的“生产责任制”，完成“绩效考核”，管理者将同一钱文的不同祖模（版式）对应给了不同钱监。也就是说，初步出现“版式”对应“钱监”的情况。
   然后，年号的使用周期与钱监官员的在任周期，不可能完全重合；生产量比较大的几个钱监下辖的钱炉也相应众多，所以，同一个“钱监”在同一个年号下的“版式”也逐渐增加，出现“版式”对应“钱监”甚至“某监某炉”、对应“年份”甚至“某年某季”的效果。
   北宋熙宁元丰以后，钱监进一步增加，铸币年额翻了数倍，“版式”相应增加。复杂的“版式”保证了手工业背景下，巨大的铸币需求量下，成品质量的相对稳定。这就是宋钱“版别”出现与存在的意义。

deep14 · 发表于 2017-5-21 21:31:35

   最后作一个总结：
   北宋建国后，在统一十国的过程中，并未能将全国的货币制度统一起来，形成了“铜钱货币区”与“四川货币区”执行不用货币制度的情况。

   “铜钱货币区”的小铜钱，基于唐宋经济转型，需求量越来越大。江南产铜地区，成为供应整个帝国的小铜钱生产基地。为了解决小铜钱生产的数量与质量问题，北宋铜钱的钱文，从国号钱“宋元通宝”先改“太平通宝”再改“淳化元宝”，自此确立“年号钱文制”；为了进一步完善落实钱监的“生产责任制”，北宋将同一种“钱文”的祖模以书体形式作出区分，制造“版式”来对应铜钱生产的“时间”与“空间”，这就是宋钱版别出现与存在的意义。

   那么宋钱版别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以“祖模”也就是“雕母”定版为主，在铜钱量产的过程中，由于铸造级的不同，出现钱型大小、边缘宽窄、文字粗细、笔画加刀等等母钱上出现的区别，并不一定都是刻意的，需要通过逻辑来选折性地区分。

   简单地说，既然“版式”出现是为了落实“生产责任制”，如果我们现在区分的“版式”都需要用放大镜仔细去对比，那么宋代的官员们不扯皮才怪，所以当时刻意制造出区别，形成的铜钱“版式”，必然都是一眼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