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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32”及“纪念币”
此币背面铸有纪年“1932”及“纪念币”字样。在1932年,“川康军”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根据历史记载,1932年,“川康军”赢得了一次对藏军作战的大胜利。要较为完整地了解这一战事的前因后果,还需从发生在民国初年的康藏冲突了说起。 民国初年,各路军阀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边地防务。这给西藏分裂势力提供了可趁之机。在老牌殖民主义英国的怂恿支持下,西藏反叛势力,在积极从事西藏独立活动的同时,还在川康地区大举展开武装进犯,攻城略地,拓展势力范围。 1917年,四川境内发生川、滇军阀战争,川军边区防务虚弱。这时,英国趁机挑唆藏军大举东进。至1918年,藏军相继攻占康区大片地域。为让藏军确保战果,英国驻康区领事假意出面调停,拟订《中藏昌都停战条约》,其中提出维持现状,把被藏军攻占的康区十三个县暂由藏军管辖。川军虽未予签约,但同意停战,藏军大胜。 1930年,藏军见川系军阀混战不断,又借故发起大规模东进战争。激战数月,川康军大败,藏军攻占了康区重镇甘孜、炉霍等多地。 英国看到藏军东犯连连得手,阴谋野心更加膨胀。1932年,进而鼓动藏军攻占青海南部玉树等地区。然而,这一次却遭到了时任青海南部警备司令马步芳的强烈反击,一直追击藏军于康区北部。这时,刘文辉的川康军第二旅也趁势大举出击藏军,驱藏军于金沙江以西,收复了1918年以来被藏军攻占的金沙江以东的大片区域。 战事失利,迫使西藏地方政府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出面调停。经谈判,1932年10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代表与西康政府签订《康藏岗托停战协定》。从而形成川、藏两军隔金沙江互扼对峙的局面。 此次对藏军进犯的反击,不仅压制了西藏分裂势力的狂妄气焰,同时也砸碎了大英帝国分裂西藏、进而侵占西藏的如意算盘。这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与间接历史记载联系考察,纪年为1932的“川康军御藏纪年币”,其系为纪念此次反击藏军的胜利而铸,这是一个有合理依据的推断。
5、“余松琳”
此币背面下方铸有监铸者名字——“余松琳”。余松琳,1895年生,四川大邑人,与刘文辉同乡。四川陆军讲武堂军校毕业。1932年任“川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1935年10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直属旅旅长,陆军少将军衔。 余松琳,不仅在1932年率部抗击藏军进犯战争上名载史册,同时作为一名反共强硬分子也在史上留名。1935年5月,驻扎在康定地区的余松琳“川康军”二旅,与途径泸定一带的中央红军发生激战。1949年12月,刘文辉二十四军宣布投共后,余松琳立场不变,继续与中共军队作战,先后出任“反共救国军”第四师师长、西南第二路游击总指挥部川西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主任。1950年7月,作战阵亡。 余松琳的名字铸在“川康军御藏纪念币”上,不仅增加了此币的史学内涵,更为在联系历史著述基础上,认定此币系为纪念1932年“川康军”胜利反击藏军进犯而铸的纪念币,提供了进一步的推断依据。
6、总结
1932年,藏军向青海南部的玉树一带发起进犯,遭青海军阀马步芳所部的强烈反击。同时,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下属“川康军”二旅,在旅长余松琳的带领下,向侵占康区的藏军展开进攻,藏军败退至金沙江西岸,“川康军”大胜。 “川康军御藏纪念币”上所铸的“1932”、“川康军”、“ 总指挥刘”、“余松琳”、“御藏纪念”等币文,都能在上述史实中找到印证。所以,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定:此币系为纪念1932年“川康军”胜利反击藏军进犯而铸的纪念币。“余松琳监制”,意指由余松琳具体操办。“ 总指挥刘赠”,说明此币铸造的决策者是刘文辉,用于奖励与馈赠。
(注:本文上列史实叙述,是对史学研究著述的概括转述,参阅书目有:中华书局2011年版《中华民国史》第三、六、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张明金著《国民党历史上的158个军》 ;中国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余氏家族网”中关于余松琳的简历记录。等等。)
二、“川康军御藏纪念币”的传世经过
“川康军御藏纪念币”作为钱币藏品,最早由著名中国币藏家耿爱德在藏界披露。1944年4月,耿爱德在出席中国泉币学社第130次例会时,向与会者展示了这枚钱币。(图3)同年9月,耿爱德又在中国泉币学社创办的《泉币》杂志第26期上撰文介绍。(图4)另外,1954年,耿爱德在其著作《中国币图说汇考》中也将此币辑入,并介绍说:它是由一位在西康传教的牧师朋友赠送给他,那位牧师是在当地流通币中挑出此币。
(图3)民国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中国泉币学社第一百三十次例会记录有关此币的影印件。
(图4)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一日《泉币》杂志第二十六期所刊耿爱德“川康军御藏纪念币”一文的影印件。
此类币,迄今所见,共有三枚。其中,耿爱德旧藏一枚(本文图1),现归资深钱币专家陈吉茂先生所有,系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的某拍卖会获得。之外,著名银币研究专家林国明先生也藏有一枚(图5)。而第三枚的统计数,来自于马定祥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制作的拓本(图6),经核对,与前述两枚不同,故而定为第三枚,惟此拓原物不知所踪。
(图5)林国明先生所藏“川康军御藏纪念币”照片
(图6)马定祥先生的“川康军御藏纪念币”藏拓
此类币形体轻小,制作不精,可谓其貌不扬。然究其意义,却有丰富历史蕴涵可供解读,颇具文物史料价值。再加之以存世稀罕,视其为中国钱币之珍品,理所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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