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经济史来探究铜元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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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经济史来探究铜元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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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元产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结束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共历经50年，这半个世纪的经历对于两千多年货币流通史来说就像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其所处的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背景，手工铸造向机械铸造的过渡，以及银钱并行本位向银本位变迁和硬通货向信用通货(纸币)转变。都使铜元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文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通过研究铜元产生前60年的经济、民生和货币制度，来探究铜元产生的原因。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的货币使用情况

    从原始社会的贝币到后来的刀币、布币再到秦始皇建立秦国，统一发行的外圆内方方孔币，人类社会性质的每一次变迁都会引发货币的改革。但方孔币自诞生之日起，无论朝代如何更替，方孔铜钱的样式都基本保持不变，其内在原因是封建主义的社会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手工铸造的方孔钱可以满足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可以说一直到明代，我们国家都是以铜为币的货币体制，但随着中世纪新航线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从美洲到东南亚、再从东南亚到中国的丝银之路，在明代中后期引发了中国传统币制的变迁。大量白银汇聚于中国。中国从以铜为币进入到了银铜并行于流通领域的局面。清朝建国伊始，就确立了大数用银，小数用钱，赋税主体用银的货币政策，这时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不完整的银铜平行本位制。在这种货币制度下，银铸币和铜铸币都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白银和铜的真实价值流通。彼此相互之间没有一定的法定价值联系。但这种货币制度并不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尖锐的矛盾在鸦片战争之后表现的更加突出。

二、鸦片战争后十年间的银贵钱贱

    鸦片战争后，中国货币流通中发生的银贵钱贱问题，是由白银大量外流所直接引起的。而白银外流主要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英国侵略者的直接掠夺和战争赔款，据不完全统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从广州、定海、厦门、舟山、镇海、宁波、镇江等七个城市直接掠夺中国商民和官库的纹银及现金就有7302844银元，加上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总数至少在2830万银元以上。二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的贸易逆差。据不完全统计，1843-1844年中国对英印贸易的逆差，白银输出约有16442248-22165617银元，1845年中国白银输出约16428000银元。1846年英美及其他国家对华贸易中的中国逆差约有6469784-9000000银元。当时有人估计中国银货的流通数大致为5亿银元。大量战争赔款和贸易外流必然严重的消耗了国内的储蓄白银。

    清初规定银钱的法定比价是银一两换制钱1000文。战后中国白银外流导致国内存银和银货流通日益减少，因而引起各地市场上的银钱比价发生急剧变化。当时全国和重要大城市的银钱比价，还缺乏长期系统的统计资料，只以直隶宁津县大柳镇一家商店账册的记录来比较鸦片战争后历年变动的趋势，我们将1821年-1836年的银钱平均兑换值1336.42文作为一个参考点。

    从上表可以看出战后银钱比价上升了24％-76％。银价上涨的结果使以银价表示的农业和手工业受到严重损害，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地区，这里从事工农业的小生产者，就因鸦片战争后的“银币耗，农夫织妇，毕岁勤动，低估以售之，所得之钱，不可输赋”。甚至“蚕棉得丰岁，而皆不偿本”。“盖自谷帛贱于银，而农之利夺矣”。在湖南和四川两省农村的生产，因此所受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如在1845年间，湖南有些地区，就因当时“银价日昂,银复艰得，农者以庸钱粪直为苦”。到了道光末年前后，四川有些地方甚至“连年丰稔，谷贱伤农，每岁所得，不敷工本”。另一方面银贵钱贱增加了外国商品在华的竞争能力，就拿1840-1850年平均约占英国输华货物总值66％左右的棉织品来说，英国商人也是“在不同时期中曾以低于成本20％至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给中国”。外国棉纺织品“其质即美，其价复廉”，使“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亦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女工几停其半”。

    这样的结果，就使“农夫织妇”的生产模式难以继续，必然促使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日益萎缩，本来，作为小生产者的“农夫织妇”生产基础十分薄弱，因而经济地位极不稳定，银贵钱贱就加速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贫穷和农村破产。

三、1853-1868年的中国通货膨胀

    鸦片战争后十年的银贵钱贱对清朝政府来说是加重了税收财政危机，再加上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政府不得不穷全国之力对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这使得脆弱的财政更是雪上加霜。为了解决日益困难的财政危机，清政府采用了滥发票钞和滥铸铜铁大钱的方式，进而导致了近代国民经济中的一次通货膨胀。这次通货膨胀持续了十多年之久。

    用通货膨胀对人民财富进行疯狂的搜刮和掠夺，主要是通过以下两种形式：

    一是滥铸铜铁大钱，滥发银票、宝钞，由封建国家强制通用。一般来说，铸造铜铁大钱的面值越大，铸造的利益也就越多，以铜大钱的铸造成本和额定法定价值比较来看，如当千铜大钱额面规定每枚等于制钱一千文，但作为金属货币，实际价值只等于制钱38文，强制增值962文。下表是清政府所铸各类大钱以及强制增值的幅度。

    至于印证各种面值的银票和宝钞，工本话费尤少。如宝钞一张，工本仅需制钱一文六毫，这样就使票钞“造百万即有百万之利，造千万即有千万直利。十分清楚，这些通货不论是作为铸币的大钱，还是作为纸币的票钞，它们之所以保持巨额的价值，纯粹是封建国家任意强制增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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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设立官银钱号（局），效仿民铺，发行“京钱票”兑换劵，暗中采用无限制的发行方针。

    为了推广票钞强制行使，户部在1853年四月奏准设立第一批官银钱号乾豫、乾恒、乾丰、乾益，俗称“四乾官号”，1854年十月又设立了“五宇官号”即宇升、宇恒、宇谦、宇泰、宇丰。设立的乾宇九号目的是用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所铸钱本作为“票本”，发行“京钱票”。清朝封建统治者认为“京钱票”兑换券的发行是一个“不必抑勒驱迫，而财源已裕于不觉”的办法。它与大钱宝钞等强制使用，可以“相辅而行”。并且考虑到，发行之初，商民必定纷纷取用现钱，因而必须先“示商民以不匮之钱”，然后“一俟稍为流转，即行提还”。这表明清政府一开始就准备作空头发行。

    通货膨胀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影响颇大。小商品生产离不开市场和货币，需要保持正常的购买和销售活动，而富商大贾则利用市场上大钱贬值，乘机加紧盘剥刁难。例如，市场上用当百、当千大钱买物，商人会以缺货为词，有的挑剔大钱，“假口字画不清，声音不响，不肯使用”，买物者如坚持使用大钱，则有商家任意折算。当小生产者作为出售者进行交易时，处境同样非常不利。他们不能用提高自己产品价格的办法来对付通货膨胀，市场上大钱充斥，“不受，则货滞无以为生；受之，则钱入而不能复出”。货物一出手，“所得大钱居其八”。 这种情况史他们不论处于买方还是卖方，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劣势和不利地位，使他们的实际收入不断减少，同时，大钱贬值的结果，使他们的大部分货币储蓄一并被剥夺，于是趋于破产。通货膨胀的危害不止在当下，而且也造成了同光时代的钱荒。

四、钱荒和机制制钱的失败

    经过了十几年的通货膨胀，进入光绪朝，大家会感叹市面交易无钱（制钱）可用，造成钱荒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国内铜矿枯竭、出产大。例如，云南东川产铜在乾隆十九年至三十七年（1754-1772年)每年平均为6000吨，乾隆三十八年至道光二年(1773-1822年)每年为6000-7800吨，道光三年至咸丰八年(1823-1858年)每年为4800-6000吨。

    二、铜价上涨，增加了制钱的铸造成本，铸造增量日益减少。光绪十一年（1885），闽浙总督杨昌浚，船政大臣斐荫森会奏，《请开炉铸钱并变通钱法折》：“据船政后学堂刑部主事钟大焜确切校核，以红铜白铅各重一百斤入炉，一五火耗，应除三十斤，可铸成钱一百七十斤，以枚计之，得三十二千文。东洋红铜每百斤连运脚共合钱十一八千二百六十文，白铅每百斤连运脚共合钱七千三百四十文，工炭每千需钱二百文，共应钱六千四百文，与铸出新钱数目相等。试铸之钱每文重八分五厘。”

1885年闽省铸钱成本计算表

170斤×16=2700两=铸出钱文总重量

2700÷0.085两=31764.7文=铸出钱文数

红铜100斤=18000文

白铅100斤=7340文

工炭费=6400文

成本总计=31740文

    清朝自建国以来，据杨端六先生统计，制钱的重量为一钱四分的有59年时间，一钱二分的有124年时间，一钱的有62年时间，可见清朝的大部分时间制钱的重量都是维持在一钱以上，现在为了保持成本，要将制钱重量下降到八分五厘，可以看出在这之前因为铜价上涨，铸造制钱基本是亏本的，所以铸造量日益减少也不足为奇了。

    三、国内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总量扩大，小额货币也不例外。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是中国国际贸易不断扩大，国内经济形势急剧变化的时期，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相继产生并发展起来，更多的小商小贩的也成长起来，交易日益频繁。然而自咸丰朝停铸制钱、铸行大钱以后，制钱制度事实上已经被破坏。同光年间虽有铸造，终因铸造成本昂贵而放弃。当十以上的大钱也因滥铸贬值折二行使，并逐渐停铸。因此，1900年前，中国的小额货币制钱在总体上是供不应求的，已经不足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18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大量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引入，为机器铸币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清政府希望，用机器制造制钱能够降低铸造成本，使其形式精美、误差小，难以私铸，从而恢复原有的制钱制度。然而铸造机制制钱的过程中，铸造费用不仅没有降低，反而贴赔严重。以直隶宝津局为例，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鸿章上奏时说:“今以西洋机器造中国钱式，须另添打眼挺杆，由钱模正中穿透始能撞出钱孔，地位殊窄，撞力过大，挺杆上下与钱模互相磨触，最易伤损，每日每座机器模撞修换数次及十余次不等，人工既费，成数亦少。又土铸系用生铜熔灌，工料简易，仅用铜五成四，铅四成六，机器则须铜七成方受压力，铅只三成，且必先化成六分厚铜板，再用卷铜片机器烤卷十数次，使其质性纯熟，减至不及半分厚之铜片始能压造成钱，其铜片成钱者只六成，下余四成废边又须加费熔卷再造，仅卷铜片一项工料，每造钱千文应合银四钱一分，另加以他项工料为费甚多。原订此分机器长时每日成钱二百四十串，今因机器时须修理，约计每日成钱二百串……每年成钱七万二千串，共需工料银十万七千四百余两，按制钱一千五百文合银一两，每造制钱一千约需工本制钱二千二百三十七文七厘，亏折未免过巨……计每年机器造成之钱值银不足五万两，而工本则需十万七千余两，赔贴银至五六万两之多……现用土法鼓铸，计每铸制钱一千文不过赔贴三百文左右。”清政府原本希望通过机器铸币挽救制钱的计划也落空了。

五、银元铸造的带动的和外币的影响

   银元的铸行对铜元的产生来说至关重要，它们有着共同的背景和性质。清末铜元产生之前，流通的国内货币大约有以下几种:银锭、银元、银辅币、制钱、大钱、各类纸币(银票、钱票)。货币的材质主要是银和铜，银质货币主导了“对外贸易及大宗国内贸易市场，铜质货币则主导了小额商品的流通，长期以来被用于工资支付、粮食等物品的购买。由于人口的膨胀与移动、新地区的开发、国内外贸易的增加、市镇的兴起以及农产商品化所显示的清代经济呈现出一定的增长，不但需要大量增加流通货币量，而且需要简单、方便且具有相当弹性的交换媒介保证各种交易的运行。外国银元的大量流通即是证明。

    为了抵制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通，收回利权，从光绪九年(1873年)开始就有不少朝廷大臣建议铸造本国银元。他们曾提到“铸银元不独为收回外洋利权，亦实为补救内地圜法急务。”银元铸造之时，就有了补救圜法，规范币制的思想，当银元正式流入市场后，自然会考虑其辅助货币的铸造，首先是铸造了银角，其次就是比银角更为小额的货币—铜元。铜元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配合银元的使用，完善银元体系，支持大宗贸易与小额零售贸易等各类市场的运行。银元是仿效外币，使用相对先进的机器铸币技术铸造的一种新型货币，为铜元的产生提供了技术示范，带动了现代货币制度的发展。铜元铸造之初便是作为银元的辅助货币，以“仙”为计值，并规定与银元的兑换比率。虽其后改为与制钱相权衡，但银元的铸行仍是影响铜元产生和流通的重要因素。

    至于外币对其产生的影响，段洪刚曾指出，“外国银元流通于中国是有史可考的，至于铜元则未见任何一记载，因此很难说出哪一个国家的哪一种铜元最早流通于中国。但外国铜元真正为中国人接受，却一定是比较晚的事情，也就是说要等到中国普遍流通了铜元，铜元获得法定地位之后，外国的铜元才会获得相应的流通价值并被接受。”然而，这种说法一定是排除了作为殖民地的香港。香港在沦为殖民地后一直采用英国的标准币制，并受到很深的影响。1863年香港通过自铸币法案后，经过多次试刻及模铸，有三种面额的硬币发行，包括一毫的银币、一仙及一文的青铜币，之间是十进位的关系。同治六年(1867年)，钟大馄“请变法铸钱议”就着重说明了这一点，“查广东香港钱法，与外洋无异。每钱一文，只重二三分。积十钱二十钱则用当十及当二十铜小番钱。再上则用银角番、银半番。由银番钱而上，则用金番钱。其银番钱一元亦只换钱一千零数十文，与内地相仿。”1863年至1926年，香港大型一仙铜币一直都有铸造，1931年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仙铜币体积改小，沿用至1941年。相对于不同面额的银币，一仙铜币的铸造较为稳定，反映出一仙铜币与当时商品流通的适应性。所以说香港一仙的成功流通对铜元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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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铜元的产生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要将它放到整个晚清历史中去看，你会觉得铜元的产生是无奈的选择，不断改革的产物。

    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加速了自给自足经济的破产，使传统的不完整银钱平行本位制出现了危机。随后三十年间的银贵钱贱和通货膨胀，进一步剥削和压榨了底层劳动人民的财富，造成了市面上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西方造币技术的引入，原本是为了修补早已满目疮痍的制钱制度，结果并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主币层面上改革的先行一步和香港一仙的成功使用，为铜元的产生起到了引领和模范带头的作用。

    在这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第一枚铜元诞生在了广东造币厂的生产车间里。

    参考文献
    [1]彭泽益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2]杨端六 清代货币金融史稿。

杨公博

很久没有看帖子，这篇文章写德很不错，探讨、分析了相关的诸多问题，对铜元界和货币史的朋友们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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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公博 发表于 2016-8-6 20:48
很久没有看帖子，这篇文章写德很不错，探讨、分析了相关的诸多问题，对铜元界和货币史的朋友们很有启发。 ...

段老师好，这篇拙文写的时间很长了，但一直觉得不太完美，除了在首席也没有在哪里发过，正好前两天看了第十三届铜元研讨会的论文征集，最近正好在准备一篇，如果段老师认为这篇不错，到时候我再修改修改，一起投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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