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于8月23日发表于猫眼看币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
猫眼注：
首先要给大家道歉。这篇好文其实猫眼在五月初就收到了，但是不小心被屏蔽到了垃圾箱中一直没看到，直到最近在垃圾箱中翻找另一篇刚发却没收到的投稿时才发现。推迟了这么久才和大家见面，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再来说说猫眼的一点感想：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外国钱币，尤其是西班牙世界钱币，一直是猫眼很感兴趣的课题，只是能力和知识储备有限不敢贸然涉足。
这篇文章从一个人人都感兴趣但却极其不好收集资料的角度入手，用国际贸易货币在华的使用情况也串联起并勾勒出了近代中国的大事件和社会现状。大家看完本文后一定会对鹰洋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喜欢这篇文章就还请多多转发，低调的喜欢这篇文章就请悄悄地点个“在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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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中国人对货币的概念是 “大数用银，小数用钱”，将金属的重量当作价值的凭证，并不十分看重铸币的面值，有时甚至以虚估视之。
这种做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倒也游刃有余。但随着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那种需要随时随地秤准银块份量的支付方式与实际需要已经跟不上趟，而一连串旨在规避银两成色、重量偏差的记账公式更是当时海淘买家卖家的噩梦。
上海福州路一角
九八规银不是实体，只是一个价格单位，正确的打开方式是根据已经信誉卓著的公估铺签批过的某块银锭的成色重量，然后再以九八除之，以得出的数字作为价格单位，登记入账。
觉得有些云山雾罩么？
那举个栗子——
请听题 比如说，你是店里的账房小二一枚。一天一位土豪光临，下了好多单，然后掏出一坨大银锭付账。你定睛一看，吼吼吼，竟然是传说中的魔都夷场新——漕平五十两二七宝。
问：作为账房小二，你怎么办？
照实直录流水账“收入五十两大元宝一个？那你可以卷铺盖走人了！
正确的方式和真相一样，只有一个——
正确答案与解题思路 漕平五十两二七宝，就是魔都地区标准重五十两的银锭，加上为了凑满十足纹银而升水的二两七，即五十二两七钱。
然后，然后，然后（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按照九八规银的规矩，纹银的重量除以零点九八，得出五十三点七七五的数字。
也就是说，漕平五十两二七宝折合规银五十三两七钱七分五厘，照此记录入账才算分毫不差。
如此变态的记账方式虽然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令当时来华贸易的洋人感受到了深深的恶意。
时至今日，标价16，你付21想要添整找零，都能让洋人向你投来关爱智障的目光，遑论指望他们理解五十两银子、五十二两七钱银子和五十三两七钱七分五厘银子是同一回事情。
所以一开始洋人是拒绝的。他们绕过不擅长的换算公式，果断使用欧洲规制统一的机铸银币。这些银币中的翘楚首推西班牙在美洲铸造的双柱银币，在美洲丰裕的白银储量和西班牙大帆船美洲亚洲航路的双重加持下，双柱银币在同荷兰马剑等其它外国银币的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国商民广泛接受的货币。
道光十八年（即1838年），江苏巡抚陈銮向皇帝的汇报中提到—— “查苏、松、常、太五府州所属客商贩运货物，皆以纹银或洋钱交易，并非专用钱票。惟民间日用零星，始以纹银或洋钱易换制钱行使，其市廛买卖，均照时价作算。至于兑钱店铺，不用钱票，概属现钱交易。”
陈銮所提到的洋钱中大部分是西班牙双柱银币。当时的中国人通过跟洋人的接触，不仅接受了双柱银币，而且还把外来的双柱银币与本土的纹银、钱票等量齐观，称之为“本洋”。 这些双柱很接地气的说……
就在双柱银币在上海，乃至中国半壁江山流通势如破竹，蒸蒸日上的时候，巨大的阴影慢慢升腾而起，铺天袭来。
一 鹰洋上位：强推之下的无冕之王
1856年1月31日（咸丰五年），上海滩36家洋行的代表齐聚一堂，经过折冲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尽快由墨西哥鹰洋取代双柱银币，成为在上海开展一切贸易的本位货币。
不仅如此，他们还议定了鹰洋和双柱银币的兑换率——100枚鹰洋可兑换75枚双柱银币。考虑到鹰洋和双柱在质量和含银量上几乎是等值的（鹰洋还略超双柱），这种违背常识的情况证明了形势不妙，有人不惜贴水也要强推鹰洋上位。
一个顶好几个
之所以如此，实因上海正在经历一场“钱荒”，市面上流通的双柱越来越少，如果不尽快改弦易辙，一场大萧条的狂潮就会席卷而来。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是来源枯竭。从19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美洲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瓦解，双柱银币宣告停产，来源既断，再加上日常损耗，市面流通的双柱银币自然日益减少。 第二个是双柱银币被人“藏”起来了。双柱银币停产，一些目光敏锐的人感知到事情在起变化，认定双柱银币作为一种投资品的价值将远超其作为一种流通货币的价值。于是他们开始囤积居奇，期待能大赚一笔。
所谓“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此话不虚。
1851年年初（道光三十年），上海滩的双柱银币与清政府制钱的比价为1枚双柱银币兑换1280文制钱，到了1855年六月下旬（咸丰五年）1枚双柱银币可以兑换到1900文制钱。
1852年，1枚双柱银币在上海可以兑换到英国货币4先令6便士到10便士左右。1853年6月为6先令2便士，是年年底达到6先令6便士，其后虽有反复，但总体趋势向上，直到1856年9月，市价涨到了7先令9便士。
双柱银币的减少令市场一片混乱，商人——特别是洋商们无钱可用，只能求助于其它手段，银两也不是不能接受，甚至原先只是中国商人之间结算所用的九八规银，也被洋商认可了。可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正如当时上海的《北华捷报》抱怨：
当每件商品以银元标价而以银两付款时，本地钱庄为了一己之利，变动二者之间的比价，有时竟在二十四小时内变动达到5 %，这个商埠的商业交易已经处于无标准价格的困境，不论买或卖，我们都不知道将收进什么，或者将支出什么。
显然，洋商们将矛头指向了以本地钱庄为代表的投机分子，认为本地钱庄投机倒把的行为给规规矩矩做生意的洋商带来了损失——这很不公平！
今天，如果某国商人感到因为遭遇不公平的待遇而蒙受损失，便会找本国政府来出头，甚至不惜为此展开贸易战。
一百多年前的洋商们也是这么想的。
1855年5月，清政府上海道台赵德辙接到了各国领事的公函，要求他顺应洋商们的提议，承认鹰洋为上海的流通货币，并促成其在市面上行用无碍。
为什么洋商们没有推举自己国家的银币，或者其它国家的银币，比如英国、法国，或者荷兰（这些国家的银币多多少少也在上海市面上流通），反而青睐一个与欧洲和上海都悬隔万里、人畜无害、不甚相关的墨西哥铸造的鹰洋呢？
千言万语一句话：垄断！ 洋商们指责上海本地钱庄囤积双柱银币操控价格，虽然看上去大义凌然，但纯属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洋商们热切支持鹰洋，也正是因为掌控了鹰洋的来源。
说起来，双柱银币与鹰洋一脉相承，渊源深厚，铸造双柱银币的墨西哥各造币厂均因改朝换代而逐步改铸鹰洋。
摆脱了西班牙统治的墨西哥秉承了以前殖民政府对造币厂的管理方法，市场化经营，甚至允许外国人对造币厂进行承包，自负盈亏的造币厂要努力拉订单，不管买家是政府、商行，还是私人，也不管订单来自哪里，哪怕是太平洋对岸闻所未闻的地方，只要有利可图，这些造币厂都照单全收，按单供货。
墨西哥造币厂
墨西哥的双柱银币原本就已经行销远东，市场接受度、渠道都是相当成熟的，原先倒腾双柱银币的洋商们直接无缝对接，驾轻就熟地干着从墨西哥批发鹰洋，运送到亚洲的上海、香港等地，再通过当地的渠道投放市场的老本行。
根据现有资料显示，仅大英公司一家洋行便在1853年11月26日向上海输入了154.4万元银币，1856年向上海输入了280万元，1857年向上海输入了553.55万元，其中大部分，特别是后两年输入的银币，都是鹰洋。
既然洋商们得到了领事团的背书，上海地方政府就不能不有所表示。上海道台赵德辙于当年8月发布公告，宣布自咸丰六年正月初一日（即1856年2月6日）起，墨西哥鹰洋可以和双柱银币一样在上海市面上自由流通。
但是，赵大人在公告里又添加了一笔—— 鹰洋与双柱银币应“各按其实际价值上的些微差异为比例“流通。
言下之意认为双柱银币比鹰洋更值钱，鹰洋需要贴水行用。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上海道为囤积双柱银币的本地金融势力免受洋商冲击而提供的一种缓冲和保护。
被“钱荒”折磨的洋商们没有其它的选择，只能先得寸再谋尺。于是就有了前述的上海滩36家洋行代表公议，先确定墨西哥鹰洋和双柱银币的兑换比率，然后徐图墨西哥鹰洋上位，取代双柱银币。
机会很快不期而至。
历来每年春夏，是上海市面上丝、茶开市的时节，而到了秋天，又是棉、麦大宗交易的时段，由于农民们已经惯于接受双柱银币，所以届时商家需要将大量双柱银币投放到周边各省农村收购丝茶棉豆，但是昂贵的双柱银币使得收购商的成本负担提高，也令农民承担了滞销的风险，双柱银币的囤积者则趁机割韭菜，形成了商民两困、金融投机势力独肥的局面。
上海地方衙门无法对这种情况置之不理。
1856年（咸丰六年）10月下旬，上海县知县黄芳提出了将鹰洋和清政府法定货币“制钱”相挂钩的动议。
这个动议得到了上海道的支持。
11月初，上海道批准成立三家钱币兑换店，这些钱币兑换店将按照纹银的价值，专司兑进鹰洋，兑出制钱的业务。同时，上海地方衙门还下令，要求商贾和农民进行农产品交易时不必拘泥于双柱银币，如果一方提出使用鹰洋，另一方不得拒绝。
这些措施保障了鹰洋的价值，强化了本地商贾、农民和其他消费者对于鹰洋的使用习惯，把鹰洋这个本质上是外币的货币结结实实地改造成了上海的本币。
钱庄虽是本土草根出身，但日后也出了不少买办，让洋化的本土银行很挠头
墨西哥鹰洋自此在上海取得了一席之地，站稳了脚跟。
但是站稳是一回事儿，真正要呼风唤雨、加冕称王，并非仅凭上海道的一纸公文就可以做到，它还需要另一种权力游戏的加持——那就是洋厘。
所谓洋厘，实际就是银币与九八规银的兑换率。
1850年代起，九八规银成为在上海营业的中外商人一致接受的记账单位，但是在买卖当中实际使用的是银两（主要是漕平“二七宝银”）和银币，一切交易都需要银两银币折合兑换。每当上海进入丝茶棉麦等农产品上市的时节，银币的需求就会增加，一枚银币可以兑换较平时更多的银两，形成了洋厘价格的波动。
鹰洋成为上海的本位币后，上海的洋商们便与本地买办钱庄联手，因势利导为自己谋取最大化的利益，而中国上至政府、下到本地商行和百姓都只能默默承受。
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后，行情的一举一动牵扯各方面的关系至深，鹰洋更是无形之中成为干预中国市场、乃至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超级攫利工具，在当时中国境内所有流通货币中独树一帜，地位超群。
上海银行公会的票据交换所
二 四面埋伏：与其他银元的博弈
鹰洋的光环既然如此光耀夺目，自然会引起其它势力的觊觎，欲取而代之（就像当初鹰洋替换了双柱的地位一般），至少是要从中分一杯羹。
1 香港壹圆
例如当时香港的港英当局，就在承认鹰洋为香港流通货币的同时，积极谋划进取、想要一争高下。
1866年，时任港督罗便臣建立香港造币厂，开铸“香港壹圆”银币，计划先收取香港本位币的地位，再谋大举北上，成为中国内地市场的流通货币。
结果香港造币厂格局太小气，在含银量上抠抠索索，上手即落了下风。加之港民保守，倾向使用熟悉的鹰洋，对新银币不太放心，而港府又大冒傻气，严禁商号百姓像对待双柱、鹰洋那样在“香港壹圆”上敲验证戳，彻底将“香港壹圆”的目标群体拒于千里之外，耗资四十五万的香港造币厂门口罗雀，无人问津。
香港造币厂极其建筑所在花园
2 上海壹两
续任港督麦当奴痛定思痛，准备扭转形势，他瞄准了上海。
1867年，香港造币厂刻模试制了一套样币，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上海壹两”。
根据伍德华的考证，所谓“上海壹两”其实是误读，正式的读法应是“壹上海两”。“上海”一词是指秤量单位，不是地名，其本意是“漕平壹两”。麦总督认为采用这种度量衡会有助于上海，乃至其它使用漕平的地区接受这种新银币。
另外，或许是接受了“香港壹圆”成色不足的教训，又或是对九八规银的概念存有误解，香港造币厂这次下了血本，新银币的成色为含银982，重量达566格令（合36.67克），远超鹰洋之上。
但是洋人的一根筋总是不表现在这个方面，就表现在另一个方面。“上海壹两”的设计师发挥了NO ZUO NO DIE的精神，画蛇添足地把象征清廷皇室的龙与象征英国皇室的盾徽勋章捏合在一起。往好了说，这算中西合璧，但如果朝中大佬哪一位嘴角一撇——英夷焉能与天子平起平坐——那这设计不就是不伦不类、有违祖制了么？
果然，样币送到北京便石沉大海，香港造币厂欲与鹰洋试比高的心气被击溃，以至于后来自暴自弃，认为满大人们都是颟顸之辈，对一切机器制造出来的银币都不会有兴趣，索性关门歇业，把机器设备打包清仓处理给了日本人，便宜了大阪造币局。 大阪造币厂旧址
3 光绪元宝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香港造币厂属于那种看清了形势、也看到了趋势，并且采取了行动，但最后被拍倒在沙滩上的前浪。
清廷很多高官固然有执迷不悟、昧于大势的坏毛病，但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鹰洋大行其道，对国计民生、乃至江山社稷关系匪浅。在香港造币厂倒闭二十年后，他们开始左手一个慢动作、右手一个慢动作，慢慢出手了。
1889年（光绪十五年），两广总督香帅张南皮在广州开办了广东钱局，次年开铸光绪元宝银币（俗称广东龙洋），无论是质量、还是成色，一律模仿鹰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岭南市面迅速接受通行，还行销岭北诸省，备受肯定，广东钱局赚得盆满钵满，官民两便。
其它省份的督抚看在眼里，自然要见贤思齐，大家快马加鞭，一拥而上，纷纷奏请设厂开炉铸币，两江、湖广、云贵、四川、直隶，各省龙洋叠出，一时蔚然成风，中国自己的机制银币走上了舞台，但此时充其量还只是配角，远没有达到舞台的中央。
这从清廷的态度里也可以看出端倪。张南皮搞龙洋，上手目的就很明确，开诚布公“原为抵制墨银（鹰洋）起见”。但是清廷也知道鹰洋背后意味着什么，自忖没有十足的把握，不敢明目张胆去禁止、限制鹰洋的流通，只能“官商军民或用中国银元，或用洋铸银钱，随宜通用，听其自便”，希望随着各省龙洋的流通，实现鹰洋“不禁自绝”的目的。
带有各种中国商人戳记的墨西哥银元
应该说，龙洋的确发挥了一些作用，尤其是在一些外国银币势力不甚强大的地区，如天津的龙洋兑换制钱比率一度比鹰洋还高出一、二十文。
但是从整体上看，龙洋并未能动摇鹰洋的地位，当时中国最信用昭著的一批银行钱庄发行的钞票银票上印着“凭票即付”，默认选项下付的依旧是鹰洋，如果兑付的是龙洋，甚至会被认为是信用有瑕疵。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龙洋本身的制度问题，清廷的铸币权由各省掌握，封疆大吏们更多地看重铸币税收入，想方设法把本省的龙洋倾销到其它省份，同时又设置苛刻的门槛，压制外省龙洋在本省的流通，“彼省之银元在此省流通须加贴水”、“民间显分畛域，仍不如墨银之南北通行”，鹰洋流通便利程度反超本土的龙洋。 另外，一些造币厂刚开始铸造龙洋的时候还算谨慎小心，在规制成色上与鹰洋看齐，质量管控规规矩矩，但时间一长，逐渐劣性暴露。如现在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江南龙洋，根据当时英国驻南京领事的报告，“……宁厂所造银元质量参差，含银低于标准，致市面评价甚低，不受银钱业欢迎，销路迟滞。”
光绪二十四年江南龙洋的成色为902.723 %，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四厘六。到光绪二十八年，江南龙洋的成色为902.7 %，成色虽仍有九成以上，但重量降为七钱七厘四，含银两少了一分五厘。这样的江南龙洋，除了在南京地区还约可以与鹰洋等值使用，出了南京城就得贴水，否则没人接受。
关方面曾聘请了洋人霍姆斯作为头等化验员做造币厂的技术把关人，并模仿鹰洋的规例，在新生产的江南龙洋上加铸化验员的姓名缩写字母HAH，“以为取信中外之计”。这个霍姆斯既然把名头都押在江南龙洋上，自然不敢马虎随便，可是很快他就发现宁厂的水太深，深到事情不是他一个人认认真真就可以解决问题。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关于宁厂的一条记载表明了他的担心：“三月，霍教习（指霍姆斯）因商酌成色，禀请魏督饬加整顿。”
整顿的内容是：“每锫一罐计重一千二百两……减铜，加发银十三两…务求银色高足，照旧用霍教习戳名”。
显然是宁厂偷工减料的老毛病让洋教习忍无可忍，不得不直白地提出“减铜加银”的要求，作为离职后宁厂可以继续使用他的名头的条件。
如果霍姆斯知道日后江南龙洋备受追捧，可以在价格上肆意摩擦鹰洋的话，不知道会作何感慨。
总而言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最初的十年，鹰洋的地位无人可以撼动，是上海滩的拿摩温。直到一个肥胖的男人出现为止。
三 鹰洋式微：来自袁大头的重击
1914年（民国三年），推翻满清的中华民国有了最具代表性的银币——袁大头。袁世凯总统丰腴的侧像和极富民族特色的交叉嘉禾取代了原先各省千姿百态的龙的形象，符合老百姓“天下一统”的终极价值观。
袁大头延续了鹰洋——龙洋的传统，重量维持在库平七钱二分，成色略低于鹰洋，但它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过龙洋。因为与那些只能在各自省份或周边省份流通的龙洋不同，袁大头真正做到了全国范围内的通行无阻，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种全国性的自造机铸银币。
此外，袁大头巨大的铸造量也成为与鹰洋分庭抗礼的有力筹码。据不完全统计，到1920年代，袁大头的数量超过了十一亿，足以满足市场的需求。
而反观同一时段的鹰洋，则出现了疲态。不论是在流通范围、还是数量上，都逐渐力不从心。
究其根源，首先还是鹰洋自身重蹈了双柱银币的覆辙。
1905年墨西哥实施金本位政策，近百年的鹰洋铸造历史逐步落下帷幕，增量游戏结束，剩下的只是存量怎么盘的问题了。
一部分鹰洋改换面目,以袁大头的形式重返市场。天津造币厂上手就融化了1800万元的鹰洋用作生产袁大头的原料。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亦根据政府的要求，在上海大力回收鹰洋，“改铸国币”。据记载，截至1931年，由“外国银币改铸的各类国币”达两亿元之巨，其中大部分系鹰洋。 更多的鹰洋被再一次出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银价腾贵，导致几家大洋行纷纷出手操作中国白银外流，谋求厚利。
申报在1917年3月25日刊文
如申报在1917年3月25日刊文，直指 长江各埠及浙江皆以墨洋（鹰洋）纷运至上海，近数月来，为数颇巨……上月中旬以来，运银赴印度，不下墨洋584万元，以致本埠将来恐有缺乏墨洋之虞……当知墨洋为上海通用之唯一良币，一经融化出境，不易复得。
申报在这篇文章里还回顾了1911年上海鹰洋紧缩时洋厘价格飙升到8钱1分，导致市场动荡一片哀嚎的往事，提醒洋行适可而止，“不应忘怀”。
但是文章的作者对洋行们能否抵御银价的诱惑而收手并不乐观。他忧心忡忡地提到，在上海的外国银行发行钞票，一向是以能十足兑换鹰洋而信誉卓著的，但如果鹰洋外销这种短视的政策继续实施下去，“墨洋（鹰洋）仍运往印度，漫无限制，恐外人银行终不得不以中国银元兑其钞票矣。”
一战前后，一方面是出口，另一方面是送进熔炉铸造成袁大头等国币，两项叠加，每年消耗的鹰洋估计在700万左右。但是量变虽多，暂时还不足为虑，质变才是打落王冠的关键。这个质变就是“鹰洋行市”。
民国初年，上海市面上流通的银币除了鹰洋，还有粵鄂诸省的龙洋、造总、北洋、大清，不一而足。这些银币兑换规元银两的价格（即前文所说的洋厘）各有高低，形成了不同的行市。
当时上海的行市有鹰洋行市、龙洋行市和北洋行市三种。以鹰洋为主，“价值以鹰洋为最高，江南龙洋和湖北龙洋次之，再次为大清银币、广龙龙洋、北洋和安徽银币，最次的是云南、四川、奉天、吉林四种龙洋。”其间的价格差异，假定鹰洋在七钱三分一厘，各类龙洋则在七钱二分九厘依次而下。
1915年1月，袁大头以“国币”的名义投入上海市场。
为了切实让袁大头在上海这个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的大本营站稳脚跟，中国本土银行煞费苦心，安排了一套组合拳：
上手第一步，上海的交通银行协同中国银行设法砍掉了北洋行市，并令北洋银币与袁大头等值同价，无形中将袁大头间接切入了洋厘定价系统。北洋行市取消后，上海银钱业所开的洋厘行市只剩下鹰洋和龙洋。
第二步，交通、中国两行与上海的钱庄业协商，拟定每天向上海钱业公会名下各庄以袁大头掉换各类大清龙洋等杂币4万元，以期逐步实现将杂乱无章的银币种类统一于国币（袁大头）的目标。
上海交通银行
上海的钱庄从自身利益出发，并不赞同立刻淘汰龙洋，便以袁大头新造，一时数量有限，难以立即取代市面上的各类龙洋杂币为由，希望缓行“每日掉换4万元”的计划，并提议先掉换其它种类的杂洋，暂留下江南、湖北、广东、大清四种龙洋与袁大头一并通用。当然，作为交换条件，钱庄们许诺，当年8月下旬取消龙洋行市，改为国币（袁大头）行市。
1915年8月25日，龙洋行市正式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国币行市。上海滩迎来了鹰洋与袁大头的终极对决。
这时发生了著名的“盐余之争”。
当时两淮、浙江各地的盐税须经由当地中国银行分行汇至上海的中国银行，再由上海中国银行交付汇丰银行，用于偿还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按照汇丰银行的规矩，只接受鹰洋而不接受中国银币（不仅不接受各省龙洋和大清北洋，即便是袁大头也一概拒之门外。）
由于上海市面上的鹰洋已经日渐稀少，中国银行搜罗不易，只能通过买办钱庄向汇丰银行购买鹰洋，时间一久，中行与汇丰因为盐税缴纳鹰洋的问题龃龉不断，但也无可奈何。
恰好此时，五国银行团与北洋政府议定返还数百万元盐余（即盐税偿还借款后的剩余款项），依照条约应由汇丰解付中行。中国银行趁机亦要求汇丰以鹰洋支付这笔款项。汇丰闻讯后一翻家底，尴尬了——原来汇丰当时的鹰洋库存有限，根本凑不出这笔盐余！攻守之势相异，财大气粗如汇丰也没有办法，只得反过来请求中行高抬贵手，愿以七钱三分作价（当时鹰洋行市为七钱二分），以其它银币支付。中行不允，双方扯皮达三、四日。最后汇丰打熬不过，终于妥协，放弃了“只接受鹰洋”的政策，中行漂亮地赢得了一场战役，攻破了汇丰银行——维系鹰洋的最坚固的堡垒，自此鹰洋在上海滩失去了往昔的超然地位。原先一些外国银行发行的钞票上注明以鹰洋兑付，逐步也不得不自食其言，改用袁大头或者龙洋进行兑付。
1919年6月初，五四风潮覆及上海，引起全城罢市，商业停顿，局势动荡使得商民纷纷囤积银币、保压箱底，以致市面上发生了银元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银行再次出手，促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联合行动，取消鹰洋行市。6月9日上海钱业公会通告、7月5日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联名公告，致送上海滩各中外银行：
沪埠鹰洋逐年减少，推原其故，由于墨西哥国早已停铸所致，吾国鼓铸龙洋借资流通，比年以来，商界称便，谅为贵银行所悉，现因市上鹰洋已属少数，若行情再分上落，则鹰洋供不应求。
今则鄙同业公决，自今日为始，无论鹰洋、龙洋及各新币，一律并用，不分轩轾，用特专函奉达台端，此后鹰洋行情，已归取消，统希察照为荷。
公告发出后，银行公会宋涣章和钱业公会的钟飞滨分别与汇丰银行及麦加利洋行接洽，得到了汇丰与麦加利的赞同，以袁大头为代表的国币最终完成了对鹰洋的逆袭，一如半个多世纪前鹰洋对双柱的推倒。
上海银行公会大楼
1930年，国民政府财政部为了给推行法币做准备，饬令禁止进口鹰洋，并通令禁止鹰洋流通。
1934年，中国驻纽约领事馆询问国内“墨洋在华是否仍合法通用而无限制？”财政部的回复简洁有力“否”。
鹰洋作为一种流通货币，正式退出了上海滩的舞台。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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