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高昌吉利錢的歷史與文獻記載

gogolf

唐代高昌吉利錢的歷史與文獻記載

1. 高昌國鑄造高昌吉利銅錢，沒有文獻記載.

高昌國歷經闞氏、張氏、馬氏、麴氏四個王朝，其中麴氏高昌最為強盛，統治了140年。 然而，關於高昌國是否鑄造過銅錢，目前並沒有確切的文獻記載。

高昌國的歷史特點及位於中西交通的重要樞紐，並控制了絲綢之路的兩條主要通道：中道通過高昌、北道通過伊吾（也可以通過高昌）至波斯達於歐洲。 古代「絲綢之路」的三條主要通道，高昌佔了兩條。 高昌國與中原和西域各國進行了廣泛的貿易交流，出口絲綢、瓷器、茶葉等物品。 同時也將西方的馬匹、珍珠、黃金、香料等商品輸入中國。 這說明了高昌國與中原和西域各國經濟貿易稅收而換來更多的財富， 包括西方金銀幣及中原流通的歷代方孔錢， 流通量數也很多， 這可由出土報告得知。

例如，近幾十年來在高昌國附近阿斯塔那墓，巴達木墓，木納爾墓等出土羅馬拜占庭的仿造金幣， 尤其波斯薩珊銀幣， 如圖[一， 二， 三， 四]：這些波斯薩珊錢幣（Sassaniancoinage）來自薩珊王朝不同年代鑄造的銀幣，它是波斯（現今伊朗）地區的古代王朝，其統治時期為西元224年至651年鑄造的銀幣。 但是從吐鲁番留存下的文書記錄來看， 並非波斯商人帶來的， 確定是粟特商人在高昌國地區從事商業貿易主要的活動者帶來的金銀幣。 尤在高昌國地區的交易和經濟活動中， 導致了高昌國財賦賦更為富裕. 這又可以証明高昌國在628年高昌國王麴文泰有足夠能力贈送玄奘“黃金一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匹，充當為法師玄奘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 史載又有《河西諸郡， 或用金銀之錢， 而官不禁》的文字可引証。

至於出土的中原之五銖，鋋環五銖，鑿邊五銖，常平五銖，及開元通寶，以及一枚高昌吉利銅錢等銅幣的出土， 也證明了當時高昌國的經濟繁榮和中國內地的經濟交流， 這些中原銅錢通常是被當地人作日常生活的小宗買賣為主。 跟當地的銀錢有一定的兌換比例。 例如，在637年有一份文書記載“辛卯歲錢壹文[指銀錢]，銅錢拾肆個”[ 《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二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p.112]，顯示當時一文銀錢相當於十四個銅錢。 中原流通之銅幣在高昌國的流通，反映了隋唐朝對該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影響。

考古學家通過對出土文物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更多了解高昌國和絲綢之路歷史的寶貴資料， 尤其出土中之一的高昌吉利銅錢，但是， 這件厚重型高昌吉利銅錢並沒有歷史文獻記載是高昌國鑄造， 出土， 只證明了它的存在而己。 下列之圖片1.2.3.4.取自[吐魯番近年來出土的古代錢幣， 李肖 張永兵 丁籣籣 ]， 吐魯番地區文物局。

gogolf

....

gogolf

至於高昌國沒有鑄造自己錢幣的原因，可能還有以下幾點：一是高昌國缺乏銅礦資源; 二是高昌國其地處沙漠邊緣，水源缺乏，土地貧瘠，只能種植一些小麥、大麥等作物。 因此， 民間有可能採用了一種以實物交換為主的貨幣制度，而以銅錢需求不大， 至於其他小宗生意可用之銅錢，主要依靠中原貿易得來的銅錢， 例如出土之常平五銖， 大統五銖， 剪邊五銖， 開元通寶等等，作為當地平常生活之流通錢幣[圖1.2.3.]， 或許從中原的銅錢 來源多， 就不必多此一舉而自鑄銅幣。 三是高昌國的政治統治不穩定，經常受到外來侵略和內部分裂的威脅， 例如唐朝、突厥、吐蕃等，因此沒有足夠的自主性和穩定性來建立自己的貨幣制度。 總而言之， 文獻上找不到有關高昌國鑄造之証據。

2. 根據 歷史文獻之記載，高昌吉利銅錢是唐太宗下令鑄造：

高昌吉利，唐代西域貨幣，正面為隸書旋讀「高昌吉利」四字錢文，多出土於新疆吐魯番及周邊地區，一般認為是麴氏高昌鑄造發行。 但史籍中並沒有高昌國鑄造文献記錄，近幾十年來有三處出土高昌吉利銅錢之報告， 1973年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和2004-2005年巴達木墓地， 及1970年陝西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等三處出土， 但 仍無法解密高昌吉利是誰鑄造？ 目的又是什麼？ 。

唐太宗為什麼鑄造高昌吉利厚重銅錢？ 這是一個有趣的歷史問題，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探討。 首先， 從許多文獻有關之記錄去了解，如下：

[1].根據《資治通鑑》卷一九三貞觀十三年[639年：『十一月，遣侯君集等徵高昌， 因其王公貴族多有親唐之心， 故鑄高昌吉利錢以賜之。』。 《資治通鑑》記載，唐貞觀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派遣侯君集等將領率軍徵討高昌國，並在次年攻克其都城。 為了安撫高昌國的王公貴族們的親唐政策，唐太宗特別鑄造了高昌吉利錢，以示恩澤和尊重， 根據上逑之文獻記載， 顯然是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三年[639年] 下令鑄造〝高昌吉利〞， 以唐開元通寶隸書方孔式的造型， 並加厚重量鑄造之銅錢來賞賜給高昌王國， 而且文獻記錄的時間點是西元639年， 恰好有配合1973年新疆文物考古隊清理挖掘吐魯番阿斯塔納古墓群時， 發現未經盜擾的519號墓的女屍身下發現一枚高昌吉利錢，一同出土的文物中表明墓主身份的墓誌，該墓屬於唐代張隆悅妻子麴文姿，墓誌為唐貞觀十六年（642年）， 所以， 唐太宗李世民在貞觀+三年[639年] 下令鑄造是可信的。

高昌吉利錢是一種厚重的銅錢，直徑約3.5厘米，重約8-15克，正面鑄有“高昌吉利”四字，背面無文。 這種方孔造型和隸書文字與唐朝的開元通銅幣相似，但它又比唐之開元通寶大而厚重為其獨特之處，要解讀這枚厚重賞賜錢， 也許是唐太宗對高昌地區的特殊關注和處理。 因這種銅錢的厚重程度亦可反映了唐朝的富強和威嚴，以及對高昌的重視和尊重。 也可以解說是一種政治上的智慧和文化上的包容，既彰顯了唐朝的大國風範，又維護了高昌的民族特色，望能為西域地區的和平與發展奠定了基礎。

                                          

另一方面，也是一種政治性霸權宣傳心理戰的手段，旨在維護唐朝對西域地區的統治權威和影響力。 因高昌國是西域的一個重要據點，位於絲綢之路上，控制著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 唐太宗征服高昌國後，不僅消除了一個威脅唐朝安全的敵對勢力，也為唐朝開闢了向西擴張的通道。 因此，鑄造高昌吉利錢，是唐太宗表達對高昌地區的關心和支持，也是向其他西域國家展示唐朝的實力和威望。 在錢幣文化上的策略上，旨在促進唐朝與西域地區的融合和交流。 例如，高昌吉利錢上的「高昌」二字，是尊重高昌國的原名， 而不是強加唐朝的載體文之名稱; “吉利”二字，是祝福高昌國的安寧和繁榮，而不是威脅或恫嚇。 這種做法反映了唐太宗對西域地區的開明和寬容，也體現了唐朝對外統治的原則，即以德服人，而不是以武力強行同化。 這樣的政策可以減少衝突和反抗，並更容易穩固地掌控這些邊疆地區。

高昌國是一個位於西域的小國，曾經是漢朝和唐朝的屬國，但也時常受到突厥、吐蕃等民族的侵擾和影響。 唐太宗在征服高昌國後，沒有廢除其王位和制度，而是保留了其原有的社會秩序和文化傳統，並給予其一定的自治權利。 因此，鑄造高昌吉利錢，就是一種對高昌國的禮遇和信任，也是一種對其王公貴族《親唐》之心的回應和獎勵。

西域地區雖然被唐朝統一，但仍然存在著不穩定和不安全的因素，如西突厥、吐蕃等民族的威脅，以及高昌國內部的反抗和動亂。 唐太宗在安置高昌國後，貞觀十四年（640年），唐朝設西州都護府，同年9月在交河城設安西都護府， 第一任都護為喬師望，後由郭孝恪接任，開始時也有數千人的兵力。 設立安西都護府是為了鞏固西域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控制。 並派遣大臣、監察使等到高昌國巡視和督察。 所以， 我推想在安西都護府的交河城有鑄造高昌吉利鑄造之可能性， 用於臣官軍餉， 因傳世品有多枚紅銅質是被使用之痕跡， 較為粗糙。

gogolf

[2]. 《舊唐書》卷一四八高昌傳。 該書記載了唐太宗征服高昌的過程，並提到了高昌吉利銅錢的由來及〝吉利〞二字之原意。 原文如下：『太宗以其王公貴族多有親唐之心，故鑄高昌吉利錢以賜之。 吉利者，言其國安寧繁榮也。』。 這句【吉利】二字， 在那年代之含意就是『言其國安寧繁榮也。』 ， 故吉利跟被釋為汗名王「頡利發」是無關。 這段文獻與《資治通鑑》的記載基本相似，都表明瞭唐朝對高昌地區的統治意圖和策略。

[3].根據《新唐書·西域傳》卷一百一十一，高昌吉利銅錢是唐朝在征服高昌後，為了安撫當地人民而鑄造的一種錢幣。 該書記載：【...高昌王麴伯雅，以其地險遠，不肯臣服。 貞觀十三年，太宗遣侯君集等討之，文泰降。 以其地為安西都護府。 鑄銅錢，正曰『高昌吉利』，背曰『開元通寶』，以賜其民。 】。 這裡有註明鑄造地為安西都護府，該書又記載：【高昌王麴文泰，本姓麴氏，其先與突厥俱起，居高昌城。 貞觀十三年，遣使請降。 十四年，遣侯君集等徵之。 文泰與其弟文盛、文顯、文明、文慶、文悅、文榮、文樂、文安、文寧等十人皆降。 唐以其地為安西都護府，置高昌郡。 以文泰為安西都護，封高昌王。 因其王公貴族多有〝親唐〞之心，故鑄高昌吉利錢以賜之。 】，既是對高昌國以其國安寧繁榮的祝福，也是對唐朝的臣服。 這種錢幣的方孔形制和隸書文體與唐朝的開元通寶相似，但大小和重量有所不同。 高昌吉利銅錢的直徑約為2.45-2.50厘米， 厚為2.5-3.00毫米，重量約為9.00-13.50克。 它是唐朝為西域地區發行的第一種錢幣，以其地為『安西都護府，鑄銅錢』。 按：安西都護府是在交河城，古地名。 在今新疆吐魯番西北約五公里處。 新彊等地以紅銅質呈現者為多，是中國歷史上在外地鑄造的錢幣之一。

又根據在網路之搜索，有關高昌吉利銅錢的文獻還有《新唐書》的記載。 《新唐書》是北宋歐陽修、宋祁等合撰的紀傳體史書，記載了唐朝的歷史。 在《新唐書·西域傳》中，有這樣一段原文：

「高昌王麴伯雅，本姓康，沙州人也。 父名婆閏，為高昌王。 婆鎑卒，伯雅立。 貞觀十六年，遣使入貢。 太宗賜以吉利錢，令鑄之。」.  這一段文字〝貞觀十六年〞令鑄之， 表示鑄造之次數不是一次而已，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高昌吉利錢有多種版式及不同差異之重量。

《新唐書·西域傳》：「高昌王麴文泰，以其地屬安西都護府，故稱安西王。 太宗以其國小，不許稱王，賜以吉利錢。」。 這段文字似是可被視為作通用錢之用。

gogolf

[4].《新唐書·藝文志》卷一百三十一：《“李從珂，字叔厚......從珂嘗得高昌吉利錢一枚，以示客曰：『此是唐太宗所鑄，以賜西域王者。』 》。 這段文獻提到了後唐皇帝李從珂收集到的高昌吉利錢，並稱其為是唐太宗所鑄。

[5].《新五代史·梁書·卷二十八·列傳第二十二·李從珂》《 從珂為人寬厚，喜好古物。 每得古器物，輒置於庭中，與賓客觀玩。 嘗得高昌吉利錢一枚，以示客曰：此是唐太宗所鑄，以賜西域王者。 》  .  此段文中對李從珂的描述。 作為後唐第四位皇帝，李從珂對古物藝術和古錢特別著迷。 他將自己收藏的古物陳列在庭院中，與賓客一同觀賞。 其中，一枚高昌吉利錢成為他的得意之藏品。 據李從珂所言，這枚錢幣是由唐太宗鑄造，並作為禮物贈予西域的王者。

[6].除了《資治通鑑》和《新五代史·梁書》之外，還有其他的文獻資料記載了高昌吉利錢的存在和意義。 例如，《舊唐書·西域傳》記載了唐太宗對高昌國王麴文泰的詔書：「朕以天下之廣大，欲與四方之人共樂其福。 故命使者持金帛、絹綾、珠玉、香草、吉利錢等物賜汝。」 這裡的「吉利錢」就是指高昌吉利錢。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六》說：「明宗時，有人得高昌吉利錢一枚而獻之。 明宗大喜曰：『此是我祖父所鑄也。』 」,-

《宋史·卷四百八十八·藝文志》說：「高昌吉利錢，唐太宗所賜高昌王麴文泰者也。 其錢文曰：『大唐吉利』。」 這些文獻都證明了吉利錢是唐太宗李世民對高昌國王的一種賞賜品，

《宋史·卷四百八十六·藝文志二十六》：「高昌吉利錢，直徑二寸五分，重三錢五分。 其文有兩面，一面曰『高昌吉利』，一面曰『天下太平』。 其字皆隸書。」 。 高昌吉利錢的字體是隸書，是唐朝的官方書法。

《太平廣記·卷三百八十四》記載：「高昌王麴文泰，與唐和好，賜以吉利錢。」

《新唐書·高昌傳》及《舊唐書·高昌傳》：「太宗以其地遠，不復遣使，惟賜銅錢，曰『吉利錢』，令行用。」。 行用就是可以當作流通錢。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八》：「太宗以其地遠，不復遣使，惟賜銅錢，曰『吉利錢』，令行用。」。 行用就是可以當作流通錢。 《全唐文·卷八百五十四》：「高昌王獻吉利錢一枚。 太宗曰：『此我所鑄也。』 以上文獻的原文都是引用了唐朝官修的歷史記載，並沒有其他的細節或解釋。

《新唐書·高昌傳》記載：「太宗以其地險遠，不設郡縣，但以錢賜其王，號曰吉利錢。

《新唐書·高昌傳》記載：「太宗以其地險遠，不設郡縣，但以錢賜其王，號曰吉利錢。」

《舊唐書·高昌傳》記載：「太宗以其地險遠，不設郡縣，但以錢賜其王，號曰吉利錢。 其錢重一兩，徑一寸二分，文曰『高昌吉利』。

《資治通鑑·卷一百八十四》記載：「太宗以其地險遠，不設郡縣，但以錢賜其王，號曰吉利錢。 其錢重一兩，徑一寸二分，文曰『高昌吉利』。」

《唐會要·卷一百三十九》記載：「太宗以其地險遠，不設郡縣，但以錢賜其王，號曰吉利錢。 其錢重一兩，徑一寸二分，文曰『高昌吉利』。」

以上文獻都證明了高昌吉利銅錢是唐太宗李世民對高昌國王的一種賞賜品又可作行用錢，表示對其臣服和忠誠的肯定和鼓勵。

gogolf

本文再介紹不同之年代[貞觀十八年]幾種相關的文獻，並記述文獻之原文， 以供參考。

一、《新唐書·西域傳》：「高昌王麴伯雅，以其地屬安西都護府，故稱安西王。 太宗貞觀十八年，遣使者賜以吉利錢。」

二、《舊唐書·西域傳》：「貞觀十八年，遣使者賜以吉利錢。」

三、《唐會要·卷一百四十九·食貨志》：「貞觀十八年，太宗遣使者賜高昌王麴伯雅吉利錢。」

四、《唐六典·卷三十四·天官志》：「貞觀十八年，太宗遣使者賜高昌王麴伯雅吉利錢。」

以上四種文獻都是唐代的正史或法典，均記載了不同年代，太宗對高昌國王的賞賜行為。

此外，《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一上·列傳第一百四十六上·西突厥上》則記載了唐太宗派遣裴行儼裴行儉任西域都護時，西域各國大多慕義歸附]，其中提到了『以高昌吉利錢及絹布等物賜之』的事情。 這些文獻資料都可以證明高昌吉利錢是唐太宗時期鑄造的貨幣，並且用於與西域各國交往的禮品。 又在《全唐詩·卷八百六十九·李白詩》中有「高昌吉利金無數」的詩句，

gogolf

我根據文獻資料，對高昌吉利錢的來源、目的、年代、錢文、用途、鑄造地點和價值等方面，做了以下的整理和分析：

[1].背景及目的： 唐太宗李世民下令鑄造高昌吉利錢，其主要目的是加強與西域各國的友好關係。 這種貨幣不僅是西域各國的外交贈禮，還用於促進貿易往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

file:///C:/Users/tseng/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2.jpg

[2]. 文獻上記載之鑄造年代：

a.貞觀十三年[639年十一月 。

b：貞觀十八年[644年]，太宗遣使者賜高昌王麴伯雅吉利錢。

[3]. 錢文〝高昌吉利〞之解讀：

高昌吉利的「吉利」一詞，言其國安寧繁榮也， 與〝頡利發〞汗王名無關。

[4].用途;

有二種，可用：a.賞賜物，贈送給外國使節或重要官員。 .b民間流通貨幣或駐兵軍餉之用。

file:///C:/Users/tseng/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4.jpg

file:///C:/Users/tseng/AppData/Local/Temp/msohtmlclip1/01/clip_image006.jpg

[5]. 鑄造地點;

a. 如果是正式賞賜品，可能是唐太宗於長安附近的官方造幣局進行鑄造的， 並且這些精緻美觀的錢幣由使者直接攜帶到西域各國。   

b. 流通錢.以安西都護府為地鑄之銅錢，安西都護府是在交河城，古地名。 在今新疆吐魯番西北約五公里處。 在傳世品中多呈邊廓內部較寬，本地銅質發紅、直徑稍大、字口不清、鑄造粗陋，可能是新疆安西都護府本地鑄造， 這種多出土於北疆的吉木薩爾境內。

[6]. 一枚高昌吉利銅錢 值三百文小平錢

根據《新唐書》的記載，這種錢幣是「以銅為之，重一兩，直三百文」，也就是說，它是用銅製成的，重量相當於一兩[筆按是指小兩14.26克]，價值相當於三百文， 筆又按：疑指[剪邊五銖諸類之小錢]。 按唐朝的兩分有大兩與小兩，大兩以42.79克為標準，多用于金銀等貴重金屬物品。 小兩則多用於中醫藥量及殘金屬的計算，然而，小兩的重量並不統一，而是隨著時代和地區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一般來說，小兩約為大兩的三分之一，即約14.26克， 也有以大兩之一半， 或為大兩的十分之一，也就是4.28克左右。 因此，要準確地解讀唐朝的小兩，必須考慮到具體的歷史背景和地理位置。

總之，唐太宗在位（西元627年至649年期間），為了表示對西域的友好賞賜和支持，特別鑄造了一種錢幣，即高昌吉利錢。 這種錢幣在唐朝時期被視為特殊貨幣，主要用於西域地區的貿易交流和賞賜。 根據文獻記載，這種錢幣並不僅僅被賞賜一次，因為有約50枚之多仍然保存至今，且每枚高昌吉利錢的版式和重量（約8-15克）都不相同。 因此，其具體的鑄造過程和背後的故事至今仍未完全揭示，增添了高昌吉利錢的神秘魅力，讓人對古代錢幣的製造和流通方式產生更多好奇。

高昌吉利錢有時也被稱為西方吉利錢。 它的鑄造和流通反映了唐朝對西域地區的統治和影響，同時也展示了當時經濟和文化交流的情況。 這種特殊錢幣的存在，凸顯了唐朝對遠方地區的友好關係，並且成為了當時國際貿易和外交往來的一個重要象徵。

亚高

一直以来，关于高昌吉利断代、钱文等研究与争论不在少数。曾老师的研究，基于历史与文献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逻辑推理性，对于后续更多学者、藏家、玩家的研究，有很重要的理论支撑。

高昌吉利一度被归附于元代，但是上世纪70年陕西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窖藏，众多文物中就有一枚高昌吉利。另一次就是阿斯塔纳古墓群的发掘，因为发现高昌吉利铜钱的519号墓，同出了一块贞观16年的墓志。根据此二次的考古，推断它是铸于麴氏高昌。

王永生老师认为“吉利”是突厥语ilik或ilig，即“王”的汉语音译，并得到著名的突厥语言学家铁山教授的考释认可，并推测“高昌吉利”的本意，很可能表达的就是“高昌王”的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象论断。在4年多前，北京的一次线下交流中，台湾学者李念祖先生有一个个人的观点，认为高昌吉利有中西合璧的意思，吉利二字可能是指基督的意思。

霸泉

这里的学术氛围令人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