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币缘 （三十五）

李小川

        我的母亲王逊是沈阳造币厂最后一位抗日时期的离休老干部，离休前是厂教育科长。获得了“抗战胜利”60年和70年两枚抗战胜利纪念章，2009年父亲去世后，她与我姐姐住在一起。我姐姐在2015年母亲获得第二枚纪念章时画子幅“争取三连冠”的油画，可是，这个愿望落空了，老母亲于12月10日离开我们了，享年九十一周岁。                    
        10日上午，我姐姐来电话，说老妈情况不好，让我第二天过去看看，结果晩上我在回沈的高铁上接到姐姐的电话，说妈不行了。她正在喂老妈吃饭，刚吃了一个饺子就不吃了，就这样睡过去了。我下车直奔那里。忙了几天，送走了老妈。                                                   
        我母亲是山东荣****，我的姥爷王永和也是一位老党员，1938年在敌占区加入的地下党，1944年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妈与村里六个孩子去找八路军，其中一个是我妈的堂哥，去了三个月，家里收到三十斤小米，说是战斗中牺牲了，这米就是抚恤金。另外一个是电影演员王枫，开始经常对大伙说他要去演电影，“咱们银幕上见”，果然后来他真的成了演员，参加了多部电影的拍摄，电影《董存瑞》里专门与董存瑞作对的那位说董存瑞“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怎么行？”的就是他。               
        母亲参加八路军后因为有文化，就被分到北海银行印刷厂做校对员工作，因为校对都是在铅字版上看，她就练出从反方向识别反字的技能。1948年，我父亲的部队从江苏进入山东，那是我父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母亲给我们讲起第一次见到新四军的印象。那时，母亲他们就听说村里要来新四军了，他们就出去看，看到那些来的新四军都找老乡借锅，支在院子里就煮，那些人还都光着膀子，说话也听不懂。上前去仔细一打听，原来他们是在煮衣服上的虱子！后来我妈老提起这事来开我爸的玩笑。                                      
        在我小时候，母亲经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画画、看书以及出去游玩。那时母亲是沈币保卫科副科长，周日值班很多，也很少有时间照顾我们。1962年以后，跟随奶奶十多年的老保姆不让雇了，保姆走后，奶奶的身体也不太好，我就开始学会了生火做饭，母亲担心我出事，有时就临时跑回看看，有一次还背着一支卡宾枪回来。                                    
        我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1966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学校批斗老师，同学揣玉民告诉我你妈让你立即回家，等我跑到家门口，看见母亲正对着来抄家的人讲话呢，等那些人敲锣打鼓推着车走了以后，母亲告诉我，我爸爸已经被关在厂里了，今后出去不要乱说话。我家原来住在厂东院独门独户的房子，59年父亲响应“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的号召，我家搬到三家一厨房一卫生间的房子里，开始还相安无事，到了我父亲被关的时候，那两位邻居也成了监视我母亲的眼线了。一位邻居经常与我辩论，什么“辽联是保皇派”、“***是走资派”的，我有时与她没说几句话，母亲就把我拽回屋里，严励告诫我不要再与她争辩。有一次母亲在厨房做饭时不知说了一句什么，第二天，一张“王逊是群众运动的拦路虎”的大字报就在厂内火了起来，就是另外一个邻居写的。父亲两次被抓进厂里拷问毒打，母亲都很坚持每天去上班，后来被下放到食堂养猪，母亲也就认真把猪喂好。               
        1970年，父亲从省“五七”干校被下放到昭盟（现内蒙古赤峰地区）我母亲就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去了。在农村参加过队里的劳动，后被派到其它公社搞各种运动，又给安排到县银行。最后又跟着我父亲到平庄的“辽宁省区测二队”工作，住的是抗震的地震棚，这些年吃了大量的苦，得了一身病，因经常到冰河里洗衣服被单子，两只手到后来都弯了，回沈阳没多久就住院动了一次大手术。                                       
        我于1972年底当兵，直至1979年家里回到沈阳，我也复员回来并进入了沈币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