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北洋小坐龙铸造时期及其影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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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小坐龙铸造时期及其影响探究

北洋一词来自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是同治九年之后设立的办理直隶、山东、奉天三省通商、洋务、海防、关税等事宜的官职，由直隶总督兼任。从此，北洋逐步跨越省份的界限，成为了一个区域性名词，以致军队、实业等多冠以“北洋”之名，北洋银元局亦是如此。

北洋银元局全称北洋铸造银元总局，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记载：“六月，遂来天津，时袁公亦升任直隶总督，锐心图治，委余总办银元局。正值乱后收复天津，兵焚之余，私钱遍市，物价沸腾，民生凋困，丞思有以挽救之，于是创办造币厂，鼓铸铜元，搜求机器，仅得东局灰烬之余及上海旧存锈蚀残缺之件，……自八月度地仅三阅月，房屋机器一律告成，……十一月十六日（1902年12月15日）正式开铸。[1][2]在北洋银元局铸造的铜元中，有一版俗称“小坐龙”的光绪元宝十文铜元风格与其他迥然不同，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和实物对比，笔者初步推断出小坐龙的铸造时期，同时，厘清北洋小坐龙对山东铜元开办产生的影响。

一、北洋造的户部铜元

近年，关于北洋银元局所铸铜元的研究有几个重要论述。李建清[3]指出：“户部”光绪元宝面版配北洋坐龙的二十文、十文、五文三种铜元是北洋银元局开铸时所作。其中引用的最关键证据是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四日户部所奏《提解直隶铜元搭放官俸片》中提到：北洋银元局早经开铸，此等铜元每日可得十六、七万枚，就近提解更为便捷。且钱模所镌汉文、洋文均有户部字样，用以搭放库款犹为名实相符。户部光绪元宝二十文、十文、五文如图二所示。

孙浩[2]根据津海关及英国驻华领事汇总的资料整理了北洋银元局光绪二十九年至宣统元年的造币制额并指出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所造铜元为“户部光绪元宝”，三十一年为“北洋光绪元宝”，三十二年起为“大清铜币”中心直系列。笔者截取铜元部分制额如表一所示。

由表一可以看出，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延续铸造的五文铜元在三十一年并未铸造，可以看作是“户部光绪元宝”和“北洋光绪元宝”铸造的分界线。但是否存在光绪三十一年之前二十文、十文“户部光绪元宝”和“北洋光绪元宝”同时铸造的可能，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两种都是量产的版式，按照晚清铜元铸造习惯，如果两类铜元存在同时铸造时期，大概率会存在“户部”混“北洋”的混配版式，但目前并未发现此类版式的存在。以上两个论述介绍了北洋银元局早期的生产情况，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北洋小坐龙的生产时期晚于光绪三十年。

二、版式特征的继承性

在北洋银元局所铸“北洋”系列光绪元宝中，小坐龙的雕刻样式、风格与北洋坐龙存在差异，可谓是独树一帜。孙浩在《北洋十文铜元中的异版——小坐龙》一文中引用西方研究者的两条论述值得关注。一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打样记录册中记录有提供天津“五十文、二十文、十文、五文”四种模具。二是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曾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中期供应北洋银元局12架造币机，上述四种模具随货交运，推测年底前送达。[4]以上两条可说明英国伯明翰造币厂曾在光绪三十年中期前后为北洋银元局提供过机器和模具，但这个模具是否是北洋小坐龙我们进一步进行探究。对此，孙浩老师在文章中提供了一个方向：对比北洋小坐龙和其他北洋坐龙的龙图。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北洋小坐龙的龙爪方向各异，与其他北洋坐龙不同。

单独对比这两种龙图，并不能体会版式特征继承的规律性。我们将这两种龙图放在晚清光绪元宝类所有的铜元版式中进行对比，会发现福建、湖北、江西、安徽、奉天等省份存在坐龙形象的铜元均与北洋小坐龙相似，龙爪方向各异；进而将铜元和银元中的坐龙形象进行平行对比，发现与铜元类似，除北洋系列及户部光绪元宝一两系列银元外，其余银元的坐龙均龙爪方向各异，根据目前已知材料和实物可知，最早出现龙爪方向各异的坐龙形象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州开铸时的“七三反版”银元，而“七三反版”银元的模具已经证明是由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委托英国名家艾伦·韦恩雕刻。[5]

与普通北洋龙龙爪相似的铜元只有北洋造户部铜元和民国时期湖北造币厂使用户部旧模具制造的二十文铜元，这里的户部旧模具是日本大阪造币局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北洋银元局提供的一两银元的辅币模具。[6]周学熙在《东游日记》中记载：二十一日（指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早九点赴正金行，看一两重银元印花模，即去年托造币局代镌百副之一，纹字精致，远胜华工。[7]将铜元和银元中龙爪方向相同的坐龙形象进行对比，可知最早出现龙爪方向相同的坐龙形象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北洋机器局制造的壹圆系列银元。[8]这种龙爪方向相同的形象诞生于光绪二十二年北洋机器局铸造的银元中，后出现在北洋造户部铜元中，并影响了光绪二十九年日本代北洋银元局镌刻的银、铜元系列模具，最后在北洋造普通坐龙的银、铜元中继续得到继承，这种特征主要围绕北洋、户部系列的钱币出现。

通过西方文献和实物版式特征继承性的交叉对比，我们基本可以推断北洋小坐龙的模具来自英国伯明翰造币厂；同时，通过小坐龙模具送达北洋银元局的时间及北洋银元局历年铸造产量可推测北洋小坐龙的主要生产时期应集中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三、对山东铜元的影响

山东铜元局在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日正式开炉鼓铸，生产铜元。在山东铜元局生产的铜元中，有一款与北洋小坐龙类似，仅改币面“北洋”为“山东”并将背版英文“PEI YANG”改为“SHAN TUNG”。在以往众多书籍及论述中，多喜欢引用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巡抚周馥《添设铜元局挽回圜法片》中“现督饬商务同司道设法筹划，就山东原有机器局内附设铜元局，略添机器，仿照北洋铜元模式改铸山东字样，加工鼓铸，以救钱荒而苏民困。”[9]一句，说明山东铜元最早是接受来自北洋的模具，后又接受广东的模具，最后才是自行仿铸，笔者并不认同这种论述。理由有二：一是周馥此片是在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山东铜元局开办之前上奏中央的请示，内部文字多是关于山东铜元局开办的规划，并非最后的成果汇报，比如此片内原本写的是在山东机器局内附设铜元局，实际是在省城西关外购买民地建造。二是根据我们前面的论述，北洋小坐龙模具光绪三十年底才到达北洋银元并且在北洋银元局生产的时间是在光绪三十一年，而山东铜元局在三十年七月二十日就已经开铸，显然山东铜元局开铸时的模具并不是这款改刻自北洋小坐龙的山东小坐龙。笔者认同陈忠华[10]编著的《山东铜元赏析》一书中对山东铜元版式的研究，认为山东光绪元宝类铜元的版式演化为：初期分两条线并列演化，其中开铸时是以梅花星面版配米字星飞龙背版为首版的仿铸系列，随后是北洋银元局提供的小坐龙为基础的改刻系列，北洋小坐龙改刻系列稍晚于梅花星面版系列但两个系列存在共同生产的时期，两条线最后逐步被广东提供的闭口云龙改刻及其仿铸系列所代替。因与主题关联不大，笔者在此不展开叙述。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叙述，我们大致推测出北洋小坐龙的生产时期，同时，北洋小坐龙生产时期的确认像一个基准点，帮助我们逐步厘清了山东光绪元宝类铜元的版式演化顺序。反过来，直隶、山东货币上的关联性又让我们对北洋这个超省域的名词有了更深的理解，从这点上说，北洋“小坐龙”称得上是一把解开北洋、山东铜元研究大门的金钥匙。

参考文献：

[1] 沈云龙主编：《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辑，第23页。

[2] 孙浩：《天津造币三局系列之三——北洋银元局与铜元的盛行》，中国钱币，2015年第2期。

[3] 李建清:《“户部”光绪元宝铜元铸局考略》,湖北钱币专刊，2008年第7期。

[4] 孙浩编著：《图说中国近代机制币章》，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第109-111页。

[5] 孙浩编著：《图说中国近代机制币章》，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第2页。

[6] 孙浩编著：《图说中国近代机制币章》，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年，第100页。

[7] 虞和平，夏良才编：《周学熙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9页。

[8] 孙浩：《天津造币三局系列之二——北洋机器局与“铸钱银洋所”》，中国钱币，2014年第5期。

[9] 《山东巡抚周奏为添设铜元局挽回圜法片》，申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日，第10947号。

[10] 陈忠华：《山东铜元赏析》，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年。

亚高

谢谢郭兄分享，日本龙洋可以追溯到1870年，即明治三年，当时的文字书法和龙图风格，对后世中国户部龙洋，有很明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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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高 发表于 2021-4-1 14:49
谢谢郭兄分享，日本龙洋可以追溯到1870年，即明治三年，当时的文字书法和龙图风格，对后世中国户部龙洋，有 ...

感谢亚高兄回复，在文章里有一个不成熟的设想和推论，就是感觉北洋龙最早的原型设计和构思来自机器局时期的壹圆，比如龙的布局和大体形态、龙爪的位置等，后期又演化到光绪二十五年七钱二分。二十九年再让日本大阪局代刻北洋一两银币时，必然是将目前已经生产的北洋龙图样和布局送到日本，对于日本大阪局，从最终看成品看，例如整体的布局和龙爪的方向等，基本因素未变，只是进行了日本化“艺术的”雕刻和加工。个人愚见，请各位同好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