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霸泉 于 2024-9-9 17:27 编辑
↑上图祺祥通宝为中国钱币博物馆所藏，诚挚谢意↑
《大清珍泉何其多，愿闻“祺祥”》
熟悉老万的朋友都知道，我很少去写非自己藏品的文章，但祺祥通宝这篇文章我是很早以前就想写的，网上各种为逐利而虚构杜撰、谬论流传的文章漫天飞舞，历史真相逐渐被金钱掩埋，作为一个光脚的钱币文化传承者，心怀对历史的敬畏，我想站在一个客观公正的角度，力图拨开重重迷雾，为朋友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愿每一位藏友在把玩珍泉之余，亦能感受历史文化的厚重和魅力。
众所周知，古钱币是反映历史的独特载体，多维度地映射出古代社会的政治风云、经济脉动与文化风貌，是连接过往的桥梁。我们常说古钱币是历史的见证者，但反过来，历史也是古钱币的缔造者，二者可相互佐证！
网上关于祺祥通宝的文章多不胜数，却大多陷入了复制粘贴的窠臼，不仅缺乏新意，更不乏与确凿史实相悖之处。追溯其源，不少初始撰写者，其初衷往往裹挟着为自己藏品增值的私欲，以文字为媒介，过度渲染钱币之价值，而忽视了其背后所承载的深厚历史底蕴与复杂社会变迁。如此视角之下，文章自然难以逃脱主观臆断与片面吹捧，忽略了那段厚重的历史。所以在老万看来，没有一篇文章把祺祥通宝背后的故事说清楚了的，今天老万尝试下，用历史的脉络去反刍祺祥通宝的前世今生，深挖其背后的政治博弈导致的历史重大转折，力求把祺祥通宝背后的故事讲清楚。
下面进入正题： “祺祥”年号定于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注：本文日期均为农历），废于同年十月五日，仅存在69天，也就是两个月多几天，是清朝使用时间最短的年号，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短命年号之一。而正是这短短的69天，见证了清代重大历史事件“辛酉政变”的全过程。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侵略军由广东挥师北上，自天津塘沽北部登陆，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北京城。当通州八里桥战败之后，侵略军自永定门进入北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在大清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咸丰帝丝毫没有“天子守国门”的担当，带着老婆孩子和肃顺等一套临时政府班子，仓皇向北逃至热河行宫，也就是现在的旅游胜地承德避暑山庄。
咸丰把避暑山庄当成了临时办公点，每天都在这里批阅奏章，和大臣们商议国事。然而，此间却浮现出一幕令朝野上下倍感诧异的场景：一位后宫贵妃，对朝廷机务竟展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与投入，无论多么正式重要的工作场合，这位后宫佳丽都会积极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她还经常不辞辛劳地陪着咸丰帝披览各省奏章，并在咸丰帝身边指手画脚。这个显眼包就是叶赫那拉氏懿贵妃，她甚至连皇后都算不上，作为一个后宫的嫔妃，却凭借诞下皇室独子载淳之功，母以子贵，气势渐盛，似有凌驾于规制之上之势。她的言行举止，逾越了后宫不得干政的古训，展现出一种近乎张扬的自信与不羁，她僭越的举动渐渐引起了咸丰帝及其亲信肃顺等朝臣的不满。
肃顺瞅准机会对咸丰帝说：“懿贵妃恃宠而骄，居心叵测，而皇后娘娘，她为人和善，恐怕在您百年之后，皇后是奈何不了懿贵妃的，趁着大阿哥年龄还小，皇上应该早作准备！当初大汉皇帝在册封刘如意为太子的时候，就是因为害怕钩弋夫人乱政，所以才做出如此明智而果决的选择。”
肃顺的言外之意就是劝说咸丰帝应该效仿汉武帝立子杀母，除掉懿贵妃，留下大阿哥交给皇后抚养。而优柔寡断的咸丰帝还是有些舍不得，毕竟懿贵妃是他唯一皇子载淳的亲妈，并且懿贵妃很会打扮自己，大美人一个，又很会揣摩君心，深得咸丰帝盛宠，要不然逃命也不会带在身边。
肃顺离开之后，咸丰帝为难了，一方面，他讨厌懿贵妃对朝政的不当涉足，那份越界的干预；另一方面，她又怀念懿贵妃的温婉可人、细腻体贴之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心绪复杂难言。最终他做出了一个愚蠢的决策，给皇子载淳留下生母懿贵妃，为大清王朝的衰败埋下了伏笔。
不得不说，懿贵妃最终能能够攀登至权力之巅，背后也是有一些策略与手段的。为了获取一手情报，早将咸丰帝和慈安皇后身边的贴身宫女和太监统统收买，成为她的眼线耳目，所以肃顺劝咸丰杀她的事她很快就知道了，由此心惊胆战、惶恐不安。
彼时的大清帝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军闹事，外有英法联军入侵，国家命运悬于一线，岌岌可危，面对巨大的重重压力，咸丰帝心力交瘁，于是他选择了一种减压方式——吸食福寿如意膏，世人俗称之“抽大烟”。然而，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咸丰本就体弱多病，沾上大烟后迅速加重了他的病情，没抽多久便病入膏肓无可救药。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七月十五日，咸丰帝深感天命难违，自知大限将至，遂召见重臣肃顺等人于御前，颁布遗诏，正式册立其独子载淳为皇太子，并即皇帝位，并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额驸景寿、辅国公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位大臣共同赞襄国政，以辅助年仅六岁的小皇帝。
同时，咸丰赐给皇后钮祜禄氏（慈安太后）以“御赏”印玺，又赐“同道堂”印玺以皇子载淳，因载淳年幼，该印玺暂由亲母懿贵妃掌管。
咸丰帝的设想很美好，此制度是咸丰帝精心构建的一套权力制衡机制，旨在确保政令既出，必经八大臣精心筹划，再由皇太后与皇帝双印合璧，方得昭告天下，既确保了政务处理的严谨与高效，又巧妙地在朝堂内外编织了一张权力与责任的细密网络，以期在维护皇权尊严的同时，防止权臣专权，确保大清基业稳固，形成外廷与内宫相互制衡的局面，也防止以后君权被大臣架空。
这套看似完美的机制却将一个重要的人排除在外，他便是日后辛酉政变的主角恭亲王奕䜣。 遗诏颁布两天后，也就是（公元1861）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病逝，终年31岁。年仅6岁的载淳于同日在咸丰的灵柩前即位。七月二十六日八大臣正式将年号改为“祺祥”。
懿贵妃母凭子贵，身份晋升为慈禧太后时她只有26岁，她最大的靠山咸丰帝倒下了，从此孤儿寡母无依无靠，面对强势的肃顺集团，于深宫之中孤立无援，整日胆战心惊，毕竟小皇帝只有6岁，是无法保护她的。慈禧深知，待肃顺等人腾出手来，必是清算之日，危机如悬顶之剑，令人不寒而栗。与其做待宰羔羊，不如豁出去拼死一搏……紧接着，内宫与外廷就剑拔弩张起来。
祺祥年号由顾命八大臣中的匡源提出的，出自《宋史·乐志》：“不涸不童，诞降祺祥。”所渭“不涸”，即河流通畅，得舟楫之利，尽灌溉之用；所谓“不童”，即山中草木繁盛、物阜民丰，自然就国泰民安了。“诞降祺祥”有“受命于天”的正统之意，也有向天下传达朝廷致力于富民的目标，取年号祺祥也有祈求祥瑞到来的寓意。
自七月二十六日，“祺祥”年号正式确立之际，朝廷八位重臣迅即颁布谕旨，责令户部与工部紧急筹备，铸造全新货币——“祺祥通宝”与“祺祥重宝”，旨在迅速流通全国，以解燃眉之急。顾命八大臣为何急匆匆的在热河定下年号并且还没有正式改元就着急忙慌开始铸钱呢？原因是国库空虚！
连年对太平天国的战事浩大，军费开支如无底洞般吞噬着帝国财政；加之对外战事失利后的巨额赔款，令本已脆弱的清王朝经济雪上加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国内民生凋敝，税收来源枯竭，多地已多年未能有效征收税款；而造币所必需的铜矿资源，又因战乱频发，官道梗阻，难以从南方顺畅运抵北方。更为严峻的是，咸丰年间为应对财政危机，过度发行大钱，滥印宝钞、官票，致使货币体系严重失衡，通货膨胀肆虐，经济秩序陷入混乱。
此番货币乱象，不仅触发了深重的金融危机，更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动荡。民众生活困苦，社会不安定因素激增，其恶劣影响波及全国，国家稳定面临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如何稳固新政权、平息内乱、抵御外侮，成为摆在肃顺等顾命大臣面前的紧迫课题。面对咸丰帝遗留下的财政烂摊子，肃顺等人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加速铸币，以期通过货币手段缓解国家财政危机，为稳定局势、重振朝纲赢得一线生机。这一决策，虽显仓促，却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为求国家存续而不得不为之的艰难抉择。
祺祥年号刚定，肃顺马上遣使远赴云南，紧急筹措铜料，用以铸造新钱，以应对时局之艰。朝廷各铸钱机构亦闻风而动，不敢有丝毫懈怠，迅速展开铸钱工作，祺祥通宝和祺祥重宝当十很快面世。 ↑上图祺祥通宝为中国钱币博物馆所藏，诚挚谢意↑ 看到此处，许多看过有关“祺祥通宝”老帖子的朋友已经开始抢答，后面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之后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她联合了慈安太后和恭亲王奕䜣于九月三十日发动了宫廷政变。他们逮捕了八大臣，并处决了载垣、端华和肃顺三人，其他五人被革职流放，这一事件被称为清朝历史上著名的"辛酉政变"或"祺祥政变"。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夺取了实权之后，为了彻底消除顾命大臣的影响，慈禧采纳了大学士周祖培的建议，废除了"祺祥"年号，并停止铸造"祺祥"钱币，改用"同治"年号。因祺祥年号时间短，仅存在69天，所以祺祥通宝多么多么珍贵……云云种种……
这么说也对，也不对。此文论述诚然略显仓促，缺乏必要的周详与严谨性，若直接援引，恐有损于对史实深究之态度。
如果说是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那么她手里的筹码有什么？一个6岁的皇帝儿子，一枚“同道堂”印玺，以及一位关系紧密的盟友——慈安太后。然而，仅凭这三张牌就想掀起一场政变，初听之下，似乎近乎荒诞不经的构想。
深入分析，慈禧太后于彼时之核心诉求，就是保住小命，独揽大权垂帘听政这种好事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因此说“慈禧发动了辛酉政变”，显然是对那段复杂历史背景的简化与误解。
辛酉政变真正的幕后大佬其实是恭亲王奕䜣，也只有他才有实力和政治资本搞政变。下面要多费点笔墨来聊聊恭亲王奕䜣和肃顺这两位核心人物。 可以说辛酉政变其实是一场“六六大战”，恭亲王奕䜣，身为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之胞弟，人送外号“鬼子六”；而肃顺也是不可小觑的，他是铁帽子王郑亲王乌尔恭阿之子，在家恰巧也是排行老六。老六对老六，这才是实力相当的较量。
恭亲王奕䜣两度与皇位擦肩而过，能文能武，精明强干。道光晚年想要秘密立储，但是在四阿哥奕詝和六阿哥奕䜣之间犹豫不决。四阿哥奕詝，身为孝全皇后嫡出长子，承载着正统血脉的期望，然其资质平平，难显其光；六阿哥奕昕倒是才华横溢、胆识非凡，然而并非嫡子，道光帝非常为难。最终，历史的笔触偏向了传统与稳定，四阿哥奕詝被立为储君，从此，兄弟二人就有了君臣之分。
六阿哥被册封为恭亲王，他精明强干，在朝中威望甚高，相比之下，咸丰这个皇帝就要平庸很多。兄弟俩虽由一母抚养长大，但毕竟都参与过夺嫡争斗，奕䜣的卓越才能，非但未获咸丰帝全然信任，反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戒备之源。咸丰帝以防范之心，逐步将奕䜣边缘化，甚至因一桩微不足道之事，责令其重返上书房，意在削弱其影响力。两年后，恭亲王再次崛起于朝堂，却已置身于咸丰帝更为深重的猜忌之下。在权臣肃顺的挑拨下，两兄弟之间的关系降至冰点，信任与亲情荡然无存，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英法联军兵临城下时，咸丰帝携同肃顺匆匆遁入热河行宫，却命恭亲王奕訢镇守京师，与老外周旋。咸丰与肃顺皆心知肚明，败军之后，留守者势必承担起割地赔款的谈判事宜，稍有不慎，便会背负“卖国求荣”的污名，进而削弱恭亲王在朝中的威望与根基。
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恭亲王不愧是老六，跟老外打交道的能力也是“六六六”，他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外交手腕，其智慧与胆识令人叹服。非但未被困境所困，反而游刃有余地与英法等国协商，最终促成《天津条约》的签订。在此危机四伏之际，奕䜣敏锐洞察到列强的真实意图并非颠覆满清，而是谋求利益最大化。通过巧妙安抚列强，他不仅为清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更使得朝廷能够集中力量应对太平天国的威胁，展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战略眼光。
恭亲王临危不惧、敢于担当的精神迅速在朝野间赢得了广泛赞誉。满族宗室、旗人以及朝廷重臣纷纷向他投以信任的目光，其势力迅速扩张，影响力与日俱增。
相比之下，咸丰帝临终之际的决策显得尤为狭隘，他无视国家大局与帝国未来，执意将皇位传承之责托付于远亲怡亲王与郑亲王，而非能力卓绝的亲弟奕䜣，此举无疑暴露了其格局之局限。正是这份不公与短视，进一步激发了恭亲王与之较量和夺权的决心。
再来聊一聊肃顺，可能大部分藏友对肃顺的出身缺乏了解，肃顺全名为“爱新觉罗·肃顺”，前面已经说了，他是铁帽子王之一的郑亲王之子，名副其实的满清贵族，同时还是满族在朝廷当中的代言人，实力也是相当之雄厚。
但就是这样出身的一个人，在政治主张上却是旗帜鲜明的提出“扬汉抑满”，而且身体力行，曾国藩、胡林翼以及左宗棠等汉族重臣，当初都是在肃顺的大力提拔荐举之下才得以身负重任成为一代明臣的。
肃顺主张削减旗人的各种优厚待遇，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而且肃顺还是改革派的先锋人物，主张改革吏治，严格执行法令，不论满汉，触发法律则同等对待。“不顾八旗贵胄，故宗室旗人，恨之尤甚。”可见，因为触犯了满族宗室旗人的核心利益，所以宗室权贵都对肃顺非常不满。
肃顺是一个实干派，在咸丰当政期间，肃顺实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他敢于触及根本，削减了八旗子弟世代沿袭的优厚俸禄——“铁杆庄稼”，此举虽彰显了非凡的治国远见，却不可避免地触怒了旗营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他严惩营私舞弊之官吏，铁腕之下，清廉之风虽起，却也招致了朝中部分官员的忌恨与反噬；他勇于向宫廷奢靡之风宣战，倡导后宫缩减日常开支，以节流养源，此举在后宫之中树敌无数。
咸丰驾崩，肃顺成为顾命大臣之首，他更是摩拳擦掌，准备轰轰烈烈大干一番事业。时不我待，他召集同僚制定改革图强的条款，日夜兼程，不辞辛劳，其志在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力图为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开辟出一条复兴之路。老万中肯地说，肃顺乃是一位胸怀天下、格局宏大的改革家。但他过分沉浸于改革理想之中，而对政治生态的复杂多变与暗流涌动缺乏足够的警惕与防范。这份对改革纯粹而炽热的追求，最终也让他成为了权力斗争中的牺牲品。
咸丰帝崩逝不久，恭亲王奕䜣便开始谋划政变，京都之内，权柄在握的重臣纷纷被其笼络，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此前，肃顺因推行汉化改革与变法，触怒了众多宗室贵族。于是，军机重臣文祥、京津防务的守护者兵部侍郎胜保，以及直鲁军权在握的僧格林沁，皆归顺恭亲王麾下。朝野军权，尽归其手，政变之弦，已然紧绷至极点。
然而，对于这场即将改写历史的政变具体发动时机，奕䜣心中尚存犹疑，未敢轻举妄动。 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跌宕起伏，颇具悬疑戏剧色彩。且听老万细细道来：
正值此千钧一发之际，想要保命的慈禧委派贴身太监安德海秘密潜回京城与恭亲王奕䜣取得联系，并告知了奕䜣一件关乎生死存亡的惊天秘闻——肃顺等人一旦班师回朝，便将借咸丰帝遗诏之名，将恭亲王革职夺爵，随后再秘密处决。
此言一出，犹如惊雷贯耳，令恭亲王奕䜣面色骤变，深知自己已立于悬崖峭壁之上，已无退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胜者，独揽大清江山；而败者，人头落地，化作黄土一抔。
慈禧主动来投靠他，作为皇帝亲娘，多这么一张牌也没什么坏处，于是恭亲王将慈禧收编在自己的阵营中，开始实施政变。
奕䜣不顾八大臣以皇帝名义发布的“无庸前赴行在”的上谕，请求叩谒梓宫，意思是拜见皇帝的棺材。八月一日，奕䜣强行到达热河，在咸丰的棺材前哭祭后，慈禧太后传旨召见。
肃顺、载垣等大臣极力阻挠，声称“叔嫂当避嫌疑，且先帝宾天，皇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但慈禧坚决要见奕䜣，并多次派太监传旨。大臣们阻止不了，也只好作罢。
于是奕䜣和慈禧、慈安两位太后单独见面，这次密谈，长达两个多小时，精心勾勒了政变实施的每一个细节与步骤和具体行动方案。奕䜣认为，热河是肃顺、载垣等顾命大臣的势力范围，不宜在热河动手，要除掉他们，唯有返回京城。在各项部署周密无误后，奕䜣星夜兼程返回北京，随即投入到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中。
反观肃顺等人，此番却显得颇为疏忽大意，如此天赐良机竟未能有效利用，实属遗憾。老万推测当时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或许对奕䜣根本就没有起杀心，未将其视为必须除去的劲敌，否则也不可能放虎归山，从而错失了扼杀潜在威胁的最佳时机。而奕䜣本来就想夺权，加上慈禧一挑拨，立刻就起了杀心。
根据奕䜣在热河时一同商定的日程，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从避暑山庄启运回京。十月二日夜，肃顺在护送咸丰帝梓宫回京途中，于密云被捕，送宗人府狱。十月初六日，经王大臣会议，决定将肃顺、载垣、端华三人以大逆不道之罪凌迟处死。鉴于三人均属宗室，两宫太后假惺惺地以小皇帝载淳名义改判肃顺斩立决，载垣、端华赐自尽。当日，肃顺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享年45岁。其余五大臣，或革职或充军，无一遗漏。干完这些事慈禧还意犹未尽，然后在史书上肆意涂抹，将肃顺写成了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辛酉政变至此尘埃落定，恭亲王奕䜣及其团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慈禧太后亦侥幸保住小命。然而，世事难料，即便是奕䜣这等智者，亦未曾料及，这位看似柔弱的小脚女子，日后竟能翻云覆雨，逆转乾坤，带领大清走向灭亡……
1865年，也就是辛酉政变刚结束才3年，慈禧羽翼逐渐丰满，此时的慈禧已独揽大权，进入权利巅峰，她免去恭亲王一切职务，因朝臣求情，改为仅革去议政王。1884年，慈禧借中法战争失利的由头，彻底拿下了奕䜣那套班子，换上了更听话的奕劻和奕譞。遍翻慈禧听政47年的历史，“量中华之物力，结国与国之欢心。”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不惜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处处向侵略者妥协。她还是最大的守旧派，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并且不顾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极尽奢靡、浪费无度。除了战败、割地、赔款、F·B、亡国，似乎也没有别的贡献了。
辛酉政变对近代中国命运影响之深远，原本，历史给了满清一次图强延续的机会，却因为残酷的权力斗争，而将大清推向亡国深渊。假设咸丰帝听从了肃顺的建议杀掉慈禧，大清的命运会怎么样？假设咸丰帝能展现出更为宏大的胸襟与远见，临终之际，不拘一格，委以六弟奕䜣与肃顺重任，共绘一幅“六六大顺”的治理蓝图，大清是否有望重焕辉煌，再现盛世？ 再进一步设想，假使肃顺不幸遇难后，手握重兵、坐拥三十万大军的曾国藩顺势而起，推翻F·B的清王朝，而非陷入悲怆，哀叹“此冤狱也，自坏长城矣。”历史的车辙是否会因此转向，使中华民族免于数十载的动荡与苦难？然而，历史之河从不为假设停留，这些遐想不过是老万基于过往云烟的深刻反思与浪漫构想。
颇为耐人寻味的是，1898年，正值戊戌变法风云际会之际，奕䜣一病不起，四月初十病逝，终年66岁。这位“老六”的离世，似乎以一种近乎宿命的方式，与“六”这一数字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不禁引人遐想：这六十六载春秋，是否正是命运对他未曾与肃老六并肩治理天下的微妙讽刺与无声诘问？6+6它不香吗！
总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容假设，亦不容更改。我们所能做的，便是从这些历史的片段中探寻真理，以更加严谨务实的态度，面对辛酉政变遗留下来的祺祥通宝钱。
辛酉政变结束后，顾命八大臣黯然退场，其精心筹划的改革蓝图与决策亦随之土崩瓦解，被全部推翻。最高权力掌控者奕䜣已相当于大清摄政王，为彻底清除八大臣的政治遗泽，他毅然废黜了“祺祥”年号，转而采纳大学士周祖培的建议，启用“同治”新纪元，意在效仿清初多尔衮，以摄政之姿，携手幼帝共治天下。
古时人们对年份的描述不像现在说的2024年，而是亦年号为纪年方式，如：咸丰十一年或是祺祥元年，所以八大臣拟定的“祺祥”年号对奕䜣与慈禧而言，“祺祥”二字如同利刃，时刻刺痛着他们通过阴暗的政治手段斗争得来的地位根基。年号，这一日常交谈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因沾染了前朝旧臣的印记，成为了他们亟需抹去的污点，誓要将其从历史中彻底清除，不留一丝痕迹。由此可以推测，跟“祺祥”沾边的所有文书、器具、钱币均被视为禁忌之物，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私藏与传播，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一旦发现私藏“祺祥”的人，轻则处以极刑，重则株连九族，满门抄斩。
祺祥年号的废除标志着清朝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两宫皇太后开始垂帘听政。对于慈禧来说，她当然也很满意“同治”这个年号，从她作为贵妃的身份来说，能与正宫皇太后慈安共同治理朝政也算是抬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
同治的“治”延续了顺治的“治”，这是慈禧内心深处暗藏的权力欲和野心，她想效仿孝庄皇后那样，挟儿子以令天下，权倾朝野、指点江山，后来她确实也做到了。
随着祺祥年号的废除，当权者立即下令停止铸造祺祥钱，严令禁止流通祺祥钱，并将之前铸造的祺祥钱全部回炉熔毁重铸同治钱，如果私藏祺祥钱，罪名应该比“反清复明”性质还要严重，因此祺祥钱得以存世罕之又罕。然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今我们的收藏品市场却充斥着数以百计的祺祥通宝，各大拍卖会屡见不鲜，难道就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们的性质和真伪吗？！ 上图祺祥重宝为中国钱币博物馆所藏，诚挚谢意↑ 孙仲汇老师著《钱币辞典》载：“祺祥通宝、祺祥重宝：咸丰十一年（1861年）铸，通宝小平有宝泉、宝源、宝云、宝苏、宝巩五局，后三种极罕。重宝当十有宝泉、宝源、宝巩三局。宝泉局极少。”因此，尽管“祺祥”年号钱距今时间不长，但因为发行时间短暂、存世量极少而被钱币收藏家视为珍品。
上面这段话还算正常，至少他还没有提到过合背钱。
另见祺祥通宝还有一种特殊的版本，即泉圈所称的合背钱。这是指一面祺祥通宝，另一面同治通宝，双面均有钱文的合背钱。
网上有文论述，并多出引用，原文如下： 祺祥重宝与同治重宝合背钱备受钱币收藏家的关注。一般认为，其正、背面的年号不同，是由于‘祺祥’钱改铸‘同治’钱时，因时间仓促，铸量剧增，铸工在操作忙乱中出现误用钱范，或有意用错钱范。加上检查不严，错范的祺祥重宝与同治重宝合背钱便流入了市场。这正是清朝晚期政治没落、吏治F·B、纲纪松弛、钱法混乱的体现。
上面这段论述简直一派胡言！已震碎我的三观~！
在详尽而周密的历史脉络梳理之后，藏友们应该就能很好理解“祺祥”与“同治”两大政治势力背后错综复杂的意图了吧。“祺祥”一词，俨然成为了以肃顺为领袖的顾命八大臣政治理想的代名词；而“同治”的确立，则紧密关联着奕䜣与慈禧太后携手构建的权力架构。这不仅是简单的朝代更迭，更是政治舞台上一次惊心动魄的权力博弈。
回到这枚钱币，铸钱工匠若不慎将“祺祥”与“同治”共铸一体，将如此重大的政治信号混淆于钱币之上，其后果之严重，远非个人性命所能承担，更可能牵连家族，招致灭顶之灾！其性质之恶劣，无异于在新中国的人民币错印上异国之旗，令人啼笑皆非。
鉴于此，我们不禁要问，在今日崇尚传统文化与学术的钱币收藏界，是否还有人能够轻易接受所谓“祺祥与同治合背钱”这一违背历史逻辑的存在？这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不尊重，更是对探寻真理态度与务实求真精神的考验。现在还有人认同祺祥、同治合背钱存在的合理性吗？ 笔者又偶然发现孙仲汇老师在壬辰年（推测是2012年）留下的一份墨宝，原文是： 祺祥重宝、同治重宝合背钱，真品确为当时钱局所铸，泉州林志坚先生藏。
前面孙老师在《钱币辞典》里好像没有提到过有这类合背钱啊，怎么又凭空冒出来啦？我特别想问问孙老师，写这类题跋是否收取润笔费用？我想倘若张公午老先生在世，也会羞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吧。
古钱币，作为历史的微缩镜像，可以佐证历史，同时历史亦能印证古钱币。这种合背钱若撇开现代仿冒的嫌疑不谈，如果是年代久远的遗存，那么最合理的推测就是民国时期的币商仿铸来骗国外泉商的臆造品。老万近读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两篇巨著，书中详尽记录了民国藏家丁福保就曾批量仿铸钱币珍品，配成中华古钱币全套卖给国外泉商，如今我们手中的“珍品”说不定有许多都出自丁前辈之手。历史的严谨性不容置疑，它清晰地告诉我们：只要奕䜣与慈禧太后还活着的晚清，那么所谓的祺祥、同治合背钱，便绝无可能是同治朝代的官方铸币。
图片来源于网络，诚挚谢意↑
2015年1月2日，美国遗产拍卖(HA)世界钱币专场，出现了罕见的雕母“战斗机群”，一场拍出了近20枚清钱雕母，其中就包含两枚祺祥雕母，洋洋洒洒、叹为观止，这是对泉界集体认知的考验，还是对集体智商的拷问？恐怕连民国时期造假的泉商看到这些“作品”也会哑然失笑吧。对于此，诸君又作何感想？在钱币收藏和探索的浩瀚长河中，真伪辨别，始终是一场智慧与眼力的较量。
霸泉老万 2024.9.7
参考文献：
[1] 门岿 《中国历代文献精粹大典》；
[2] 刘玮\刘玉文《避暑山庄与辛酉政变》;
[3] 陈俊霖 《晚清大变局:从辛酉政变到甲午战争》;
[4]赵尔巽《清史稿》；
[5]徐珂《清稗类钞》；
[6]张祖翼《清代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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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7 21:16:54
发表于 2024-9-7 21:30:38
楼主
发表于 2024-9-9 09:5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