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业銀行与北洋皖系名将徐树铮及奉系張学良将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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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九年(1920) 开設于外蒙古庫倫(烏兰巴托) ，总資本1000万元，分為10万股，每股100元，属官商合办，前期(旧边业) 是振兴我国西北，北彊的官商合办銀行；后期(新边业) 是張学良独資經营的官僚資本銀行，当年末直系軍阀曹琨入巨股，将边业銀行总行改設北平，其后不久，外蒙古发生受外国人暗中支持的动乱，其時外蒙古尚在中国版图以内，銀行受到重大击，处于停业状态，当時軍政要人曹琨，靳云鵬，張学良，倪嗣冲等合資把銀行接过來，将总行迁天津继續营业。

民国十三年(1924)又因軍阀混战，营业陷入困境，各股東协商将股份轉让給張学良，同年12月交按完毕，旧边业銀行宣告解体。

改組后的新边业銀行于民国十四年四月(1925.4) 开业。总資本2000万元，实收525万元，張学良出資50万，实际是張学良独資銀行，该行从旧边业創立就有紙币发行权。

民国十四年(1925)11月，由于直奉战争，張学良部下(奉系) 郭松龄倒戈反奉，張学良感到总行設在天津有所不便遂于民国二十五年(1926)6月把总行迁到奉天省城沈阳。

1931年 “九。一八” 事变后，边业銀行的資产约6000万元，被偽滿中央銀行沒收，关內各行仅余300余万元，張学良遂将天津分行改為总行，重新营业。

该行发行的紙币多达28种，地名有天津，北京，奉天，哈尔滨。券别有大洋票及辅币券，而民国十四年以后的哈尔滨券上均盖有 “监理官印” 字祥。

以上信息来自張志中编著的中国紙币。

以下信息来自百度百科。

徐树铮经营外蒙古

徐树铮于1919年6月13日被任命为西北筹边使，1920年7月4日免职，期间三次赴外蒙，第一次是1919年10月23日至1919年11月24日，其中在库伦逗留22天，主要解决撤治问题，全盘推翻了库伦办事大员陈毅的《外蒙善后条例》63条，将有条件撤治变为无条件撤治，以雷厉风行的手段迫使外蒙僧俗统治集团向大总统徐世昌递交请求撤治的呈文；第二次是1919年12月27日至1920年1月24日，主要办理撤治诸项事宜，册封哲布尊丹巴及女佛，并巡视外蒙边务；第三次是从1920年5月10日离京，到6月15日被段祺瑞从库伦召回，这次是真正着手经营外蒙。每次往返，都是在张家口更换汽车与火车，在外蒙古的时间一共还不到3个月。

外蒙古在清朝时对中央的向心力就不如内蒙古，经过“独立”以后更加疏远中国，所以徐树铮认为治蒙的当务之急是加强外蒙古官民对中国的向心力。他说：“空言统摄，难期久远，一切要政，不及时措施，终恐此地非我所有，有之亦不如其无。”1920年5月，他拟具了《治蒙要略》，向国务会议做了详细汇报，并呈大总统徐世昌、边防督办段祺瑞审阅。徐树铮的《治蒙要略》分为庶政、官制、军事三个部分。庶政方面，他主张大养军马，加强中华文化教育，优待俄民尤其是布里亚特人，厉行电报收费，重征烟酒等奢侈品的捐税，参照清律和民国法律，制定专门适用于蒙古地区的刑律，发展垦牧事业，兴办工商盐务林矿等各项实业，鼓励蒙古族牧民走向定居生活。官制方面，他建议外蒙全境设一总制，坐镇要区，统辖军民政商一切事宜；喀尔喀四盟及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六个地区各设都管一员管理政商屯垦各事。军事方面，他提议在外蒙的几个战略要地驻军七旅，各旅必须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兵士除战备训练外，还可于宜垦地区实行屯田。

徐树铮所付诸实行的措施，主要是创设边业银行、注销外蒙官府欠中央政府的旧债、派出部分兵力加强恰克图的边防。徐树铮还命令驻蒙士兵引种天津大白菜，结果十分成功，后来大白菜就成了当地的大众菜。他还调查矿产、筹备铁路，修建医院，使外蒙古的现代化事业有序开展。徐树铮治蒙，尤重教化，他认为“有清以来，蒙部内属，迄今约三百年，率以愚蒙为策，实大背人情天理之正。此后欲蒙边日见亲洽，即非力整教化，劝谕兴学，不易为功。”他创立“政教联欢社”，试图笼络外蒙王公喇嘛的感情，又创立《朔方日报》、多次举办戏曲演出、与外蒙民众联欢，寓教化于娱乐之中。

然而，徐树铮身在漠北，心在北京，随着局势的变化，他于1920年6月匆匆结束对外蒙的短暂经营，投入到对直系的斗争中。徐树铮被免职后，外蒙商民忧心忡忡，恰克图商会于1920年7月8日致电大总统、总理、各部总长、参众两院，恳求收回徐树铮免职之成命，电文中说：“国家设官，布政在民，进退之间，惟民是赖。中央更动徐筹边使，民等逖听之余，惊愕罔措，直若大难将临，曷胜切肤之痛！……徐使一人之进退，关系于蒙疆之得失，及万民之生死……徐使更动，在外蒙则若中流之失柱石……弃徐使，无异弃外蒙……弃再造之版图，恐非国家之福也！”但不满皖系的大总统徐世昌对此置若罔闻。徐树铮走后，陈毅取而代之，这位文官没能守护好外蒙，很快外蒙就先后被白俄军官恩琴及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党夺走了。